《燕歌行》二首在七言詩的發展史上有重要地位，這也是我們應該知道的。《詩經》基本是四言體，偶爾也出個七言句子，但為數甚少。《楚辭》是楚歌體，有七言句，但大多數都帶有“兮”字，與七言詩句子的格式韻味不同。漢代樂府中有一部分雜言體，如《戰城南》、《東門行》等，其中有一部分七言句，這些對于七言詩的發展顯然是有促進的，但七言句在那些作品中還不是主體。兩漢四百年間，全篇由七言構成的作品今天被人們提到的有兩首，第一首是漢武帝時的君臣聯句，即所謂《柏梁臺詩》。這首詩出于后代小說，漏洞甚多，原不可信，而且生編硬湊，堆砌敷衍，也完全沒有什么詩味。第二首是張衡的《四愁詩》。詩味很濃，但張衡這四首詩每首的第一句還都帶著一個“兮”字，還拖著一個楚歌的尾巴。因此，真正擺脫了楚歌形式的羈絆，使七言形式宣告獨立的作品就不能不說是曹丕的這兩首《燕歌行》了。由此我們可以看到曹丕學習漢代樂府，學習前人詩歌，在形式上勇于探索、勇于創新的精神。《燕歌行》句句壓韻，而且都是平聲，格調清麗宛轉，這是七言古詩發展的一個階段。晉宋作家模寫七言，還照此繼續走了相當長的一段路。后來又經過南朝鮑照、蕭繹、庾信等人的努力，到唐代盧照鄰、駱賓王那種隔句用韻、平仄相押的鴻篇巨制出現的時候，那時七言古詩就又進入一個更新的發展階段了。可見，曹丕的開創之功是不能掩沒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