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詩十九首》在五言詩的發展上有重要地位，在中國詩史上也有相當重要的意義，它的題材內容和表現手法為后人師法，幾至形成模式。它的藝術風格，也影響到后世詩歌的創作與批評。就古代詩歌發展的實際情況而言，稱它為“五言之冠冕”、“千古五言之祖”是并不過分的。詩史上認為《古詩十九首》為五言古詩之權輿的評論例如，明王世貞稱“(十九首)談理不如《三百篇》，而微詞婉旨，碎足并駕，是千古五言之祖”。陸時庸則云“(十九首)謂之風余，謂之詩母”。

　　青青陵上柏

　　朝代：兩漢 作者：佚名

　　青青陵上柏，磊磊澗中石。

　　人生天地間，忽如遠行客。

　　斗酒相娛樂，聊厚不為薄。

　　驅車策駑馬，游戲宛與洛。

　　洛中何郁郁，冠帶自相索。

　　長衢羅夾巷，王侯多第宅。

　　兩宮遙相望，雙闕百余尺。

　　極宴娛心意，戚戚何所迫?

　　鑒賞

　　這首詩與《古詩·驅車上東門》在感慨生命短促這一點上有共同性，但藝術構思和形象蘊含卻很不相同。《古詩·驅車上東門》的主人公望北邙而生哀，想到的只是死和未死之前的生活享受;這首詩的主人公游京城而興嘆，想到的不止是死和未死之時的吃好穿好。

　　開頭四句，接連運用有形、有色、有聲、有動作的事物作反襯、作比喻，把生命短促這樣一個相當抽象的意思講得很有實感，很帶激情。主人公獨立蒼茫，俯仰興懷：向上看，山上古柏青青，四季不凋;向下看，澗中眾石磊磊，千秋不滅。頭頂的天，腳底的地，當然更其永恒;而生于天地之間的人呢，卻像出遠門的旅人那樣，匆匆忙忙，跑回家去?！段倪x》李善注引《尸子》、《列子》釋“遠行客”：“人生于天地之間，寄也。寄者固歸。”“死人為‘歸人’，則生人為‘行人’。”

　　《古詩》中如“人生寄一世”，“人生忽如寄”等，都是不久即“歸”(死)的意思。

　　第五句以下，寫主人公因感于生命短促而及時行樂。“斗酒”雖“薄”(兼指量少、味淡)，也可娛樂，就不必嫌薄，姑且認為厚吧!駑馬雖劣，也可駕車出游，就不必嫌它不如駿馬。借酒銷憂，由來已久;“駕言出游，以寫我憂”(《詩經·邶風·泉水》)，也是老辦法。這位主人公，看來是兩者兼用的。“宛”(今河南南陽)是東漢的“南都”，“洛”(今河南洛陽)是東漢的京城。這兩地，都很繁華，何妨攜“斗酒”，趕“駑馬”，到那兒去玩玩。接下去，用“何郁郁”贊嘆洛陽的繁華景象，然后將筆觸移向人物與建筑。“冠帶”，頂冠束帶者，指京城里的達官顯貴。“索”，求訪。“冠帶自相索”，達官顯貴互相探訪，無非是趨勢利，逐酒食，后面的“極宴娛心意”，就明白地點穿了。“長衢”(大街)，“夾巷”(排列大街兩側的胡同)，“王侯第宅”，“兩宮”，“雙闕”，都不過是“冠帶自相索”，“極言娛心意”的場所。主人公“游戲”京城，所見如此，必會有感想。結尾兩句，就是抒發感想的，可是歧解紛紜，各有會心，頗難作出大家都感到滿意的闡釋。有代表性的歧解是這樣的：

　　一云結尾兩句，都指主人公。“極宴”句承“斗酒”四句而來，寫主人公享樂。

　　一云結尾兩句，都指“冠帶”者。“是說那些住在第宅、宮闕的人本可以極宴娛心，為什么反倒戚戚憂懼，有什么迫不得已的原因呢?”“那些權貴豪門原來是戚戚如有所迫的，弦外之音是富貴而可憂，不如貧賤之可樂”(余冠英《漢魏六朝詩選》)。

　　一云結尾兩句，分指雙方。“豪門權貴的只知‘極宴娛心’而不知憂國愛民，正與詩中主人公戚戚憂迫的情形形成鮮明對照”(《兩漢文學史參考資料》)。

　　從全詩章法看，分指雙方較合理，但又絕非憂樂對照。“極宴”句承寫“洛中”各句而來，自然應指豪權貴。主人公本來是因生命短促而自尋“娛樂”、又因自尋“娛樂”而“游戲”洛中的，結句自然應與“娛樂”拍合。當然，主人公的內心深處未嘗不“戚戚”，但口上說的畢竟是“娛樂”，是“游戲”。從“斗酒”、“駑馬”諸句看，特別是從寫“洛中‘所見諸句看，這首詩的主人公，其行樂有很大的勉強性，與其說是行樂，不如說是借行樂以銷憂。而憂的原因，也不僅是生命短促。

　　生當亂世，他不能不厭亂憂時，然而到京城去看看，從“王侯第宅”直到“兩宮”，都一味尋歡作樂，醉生夢死，全無憂國憂民之意。自己無權無勢，又能有什么作為，還是“斗酒娛樂”，“游戲”人間吧!“戚戚何所迫”，即何所迫而戚戚。用現代漢語說，便是：有什么迫使我戚戚不樂呢?(改成肯定語氣，即“沒有什么使我戚戚不樂”)全詩內涵，本來相當深廣;用這樣一個反詰句作結，更其馀味無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