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羲之的《蘭亭集序》想表達什么情緒呢?下面是小編整理的蘭亭集序的情感變化，以供大家閱讀。

　　蘭亭集序的情感變化一

　　《蘭亭集序》其文辭美，其書法妙，其字帖的流傳更具有一波三折之奇。在欣賞其書法之精妙、在驚嘆其流轉之奇特的同時，我們更有必要一探其文章情感之真面目。遺憾的是王羲之對此沒有明說，因而千古聚訟紛紜。情感思想是一篇散文的靈魂，不得不探討，至少應給予言之有理的推論。理解本文情感的關鍵是正確深入地理解王羲之在文中顯露或傾向的人生觀、價值觀，對此，悉言如下：

　　封建社會，一般儒家思想占據意識形態(tài)的主導地位，儒家價值觀是士人們的主流價值觀。可孔子早就曾慨嘆時間是“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個體生命的有限性和自然宇宙的無限性就這樣亙古地悲劇性地對比著、對立著。一個人，尤其是封建士人，面對“宇宙之大”、“品類之盛”，誰也會“老之將至”、“終期于盡”，怎樣才能在暮年不會悔恨年華的蹉跎呢?肯定要踐行傳統(tǒng)儒家積極昂揚的人生觀、價值觀。儒家主張通過“立功立德立言”實現人生的“不朽”。只要有這樣的“功德”，那么一個人哪怕并不長壽，也會“不朽”。但我們在《蘭亭集序》中根本找不到這樣的高亢激昂之音，看來，本文的情感與儒家價值觀沒有太大關系。如果結合當時時代背景看一看，更能明確這一點。

　　東晉時代，統(tǒng)治階級內部攻殺不斷，不時有權臣悍將擁兵自重，反叛奪位，皇權始終處在威脅之中。再加上東晉乃一偏安政權，北方有強大的異族政權的覬覦，在此種內外情況之下，統(tǒng)治階級的成員唯求自保，很少有積極進取的雄心壯志。儒家價值觀這時在這里遇到了不太合適的現實生存土壤。因此，王羲之在本文中沒有體現出儒家積極進取的精神，也就不足為怪。再加上當時思想領域占統(tǒng)治地位的是玄學，士林名流整天談玄論佛，儒家思想簡直被邊緣化了。那么王羲之是否傾心于清談，主張道家佛家的一些思想做法呢?從“或取諸懷抱，晤言一室之內”可以明顯看到當時人津津樂道的生活方式，但從后面“及其所之既倦，情隨事遷，感慨系之矣”來看，即使這種“志同道合”式的極具時代特點的“清談”，對王羲之也產生不了長久且強大的吸引力。從“固知一死生為虛誕，齊彭殤為妄作”來看，他本人至少是不同意道家的生死觀的，哪怕當時人們普遍這樣認為。因為“這種對生死存亡的重視、哀傷，對人生短促的感慨、喟嘆，從建安直到晉宋，從中下層直到皇家貴族，在相當一段時間和空間內彌漫開來，成為整個時代的典型音調”。

　　道家主張泯滅自身與外物的界限、外物與外物的界限，雖然超脫與時代思潮合拍，但這在王羲之身上得不到共鳴。那么，既然儒釋道在此沒有真正影響王羲之，那么有沒有其他人生觀影響他呢?我們看到原文有這樣的句子：“因寄所托，放浪形骸之外。”不過從上一段的分析中可以看出，王羲之本人是摒棄那種放浪形骸、縱情享樂的生活方式的。雖然當時有很多人在不少文學作品當中都主張“人生苦短、及時行樂”，這一點可以從與本文相比較遠的《古詩十九首》和較近的山水詩中得到證明。那么王羲之到底追求的是怎樣一種人生觀，怎樣一種人生之樂呢?我們還得回到原文中，文末他提到“故列敘時人，錄其所述，雖世殊事異，所以興懷，其致一也。后之覽者，亦將有感于斯文”。這說明王羲之是非常珍重蘭亭雅集，甚或說非常珍重類似于蘭亭雅集這樣的快樂的。這種快樂不同于從“畏懼早死，追求長生，服藥煉丹，飲酒任氣，高談老莊，雙修玄禮”中所得之樂，雖然王羲之一生很多時期身上也體現出充斥“藥、酒、姿容，論道談玄、山水景色”等色彩的所謂的魏晉風度，但我們不妨這樣認為：雖然社會政治，特別是時代思潮發(fā)生了巨變，但王羲之對這種“畏懼早死，追求長生，服藥煉丹，飲酒任氣，高談老莊，雙修玄禮”的取向和做法是有自己的選擇和保留的，他可能并沒有顯得高揚，與之合拍，因此我們在理解時不必拔高或者生硬地把它拖到所謂的“時代思潮“中。

　　現代讀者也許可以這樣理解王羲之要抒發(fā)的思想感情：真正的生活之樂也許就是那種最現實、最真實的生活之樂，它存在于生活長河中的每個有意義的時刻、每個有意義的點滴中。如果遇到賞心樂事，特別是讓人真正傾心交心的蘭亭雅集之類的事情，就要細細品味，因為它彌足珍貴，逝去便不再重來，足讓人流連忘返。那么這樣的事件就是頗有意義的、值得大書特書的。也許這就是王羲之在《蘭亭集序》中想隱約透露的。

　　王羲之之所以在文末又提到蘭亭雅集，我想除了行文結構上的考慮外，正是想提示人們多注意蘭亭雅集象征的人生之樂，這可能正是理解本文蘊含的思想感情所在。雖然這種思想感情并非創(chuàng)見，但散文之貴在于情真，王羲之能夠在當時社會政治思想狀況下，從人生感悟出發(fā)，表達出這樣的思想感情，在一片談玄說佛的喧鬧和醉生夢死的污濁中喊出這樣一聲清音，實屬難能可貴。

　　蘭亭集序的情感變化二

　　《蘭亭序》又名《蘭亭宴集序》、《蘭亭集序》 、《臨河序》、 《禊序》和《禊貼》行書法帖。東晉穆帝永和九年(公元353年)三月三日，王羲之與謝安、孫綽等國家軍政高官，在大都市會稽(紹興)舉行蘭亭盛會，商議國家大事，王羲之為他們的詩寫了序文手稿，便是《蘭亭序》。《蘭亭序》中記敘蘭亭周圍山水之美和聚會的歡樂之情，抒發(fā)作者好景不長、生死無常的感慨。法帖相傳之本，共二十八行，三百二十四字，章法、結構、筆法都很完美，是他中年時的得意之作。

　　作者首先以極其愉快的筆調記述了蘭亭集會的盛況。那真是人生四大美事：良辰、美景、賞心、樂事;真可謂人賢、景美、事雅、情爽。三月的江南正是草長鶯飛的時節(jié);會稽山陰又是風景絕美之地，有高山峻嶺，有茂密的樹林，有修長的竹子，有清澈的泉水，有湍急的小溪;天氣又是那么的爽朗，真是萬里晴空，風和日麗;所做的禊事又是祈福除邪的雅事;與會的客人有老有少，皆為當地的賢俊，雖然沒有絲竹管弦音樂的助興，但是飲酒作詩卻更見風雅樂趣。在這樣美好的地方，碰上如此美好的天氣，遇見這么多高雅的才俊之士，舉行祈福消災的儀式，洗沐泳歌，詩酒抒懷，這是何等的賞心悅目，怎能不令作者心馳神鶩，逸情激蕩。怎能不敞開心胸盡情地享受這美好的時光。

　　但是接下來作者的情感由樂轉痛，又由痛轉悲，作者由眼前的美景樂事，忽然樂極生悲，想到了人的生存狀態(tài)。靜者談玄說道，躁者歸隱山林，雖然都能獲得短暫的快樂，但隨著時光的流逝，一切美好的事物都會變?yōu)殛愛E，樂事難再，美景不永，不禁痛從心來，仿佛有一股什么樣的神秘力量，使作者感到壓抑，好端端的美景樂事不去享受，卻又想到了人的死生，感受到一股痛徹心扉的痛楚，讓人疑惑不解。

　　最后作者清醒地認識到生就是生，死就是死;后人看待今人，也就像今人看待古人一樣，不如趁著生命仍在，做些該做的事，想到這里作者產生了一種天地同悲、古今同悲、悲天憫人的情懷，這種悲不是悲哀，是對宇宙人生清醒認識后，佛家所講的一種大悲。

　　王羲之《蘭亭集序》中的情感的喜怒無定、大喜大悲、大開大合的表現，正是魏晉時代狂放不羈的名士風格。

　　王羲之在青年時代就顯得桀驁不馴。一次太尉郗鑒的門生到丞相王導家的子侄當中選女婿，別的人都舉止拘謹，唯有王羲之泰然自若，袒露著肚子躺在東床上，好像不知道有這回事一樣，結果，他被郗鑒選中做了女婿。“東床快婿”正出自于此，可見王羲之的確有名士風度。

　　王羲之的兒子王獻之想見朋友戴安道，乘船行了一晚上，第二天到了朋友的家門口卻沒有進去，又乘船返回了自己家。他對人說本是乘興而去的，興致沒了就回來了。“乘興而行，興盡而返”講的正是此事。王獻之的行為在現在看來，簡直就是神經質，但在當時卻是名士風度。

　　這種怪誕行為也不只是王家父子，其實早就有之。“竹林七賢”中的劉伶“常乘鹿車，攜一壺酒，使人荷鍤而隨之，謂曰：死便埋我”，阮籍“時率意獨駕，不由徑路。連跡所窮，輒慟哭而反”。

　　為什么魏晉時代的名士舉止會如此反常，如此怪誕呢?是因為魏晉時代政治極其嚴酷、社會急劇動蕩，“天下名士，少有全者”，許多著名的文人都死在殘酷的權力斗爭中。嵇康、向秀被司馬氏慘殺，便是例子。統(tǒng)治階級是嗜殺成性的，且不說司馬氏，就是富豪石崇，每次宴請客人，讓美人勸酒，如果客人喝酒不盡量的，就殺掉勸酒的美人。一次臣相王導和大王敦(二人皆為王羲之的父輩)，到石崇家赴宴，王導不善飲酒，結果喝得大醉。輪到王敦，故意不喝酒，結果有三位美人被殺。事后王導責備王敦，王敦卻說他石崇殺他自家的人與你王導有什么相干!這是何等的血腥!何等的殘忍!何等的麻木!何等的冷酷!喝酒娛樂尚且如此，更何況政治斗爭。生活在這樣的時代當中，作為想活著的，有良知的知識分子，就只能以荒誕反常的名士風度保全自身，并借以表達對此荒誕社會的強烈不滿。

　　王羲之《蘭亭集序》中感情的巨大反差，正是那個高壓的社會，在其心靈中的折射，而以名士風度的形式向世人做了一次展示。綜觀全篇，本文描繪了蘭亭的景致和王羲之等人集會的樂趣，抒發(fā)了作者盛事不常、“修短隨化，終期于盡”的感嘆。作者時喜時悲，喜極而悲，文章也隨其感情的變化由平靜而激蕩，再由激蕩而平靜，極盡波瀾起伏、抑揚頓挫之美，所以《蘭亭集序》才成為千古盛傳的名篇佳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