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送薛存義序》是作者柳宗元寫的一篇這是一篇贈序體的政論文。現在請欣賞小編帶來的柳宗元《送薛存義序》。

　　柳宗元《送薛存義序》原文：

　　河東薛存義將行，柳子載肉于俎，崇酒於觴，追而送之江滸，飲食之。且告曰：“凡吏于土者，若知其職乎?蓋民之役，非以役民而已也。凡民之食于土者，出其什一傭乎吏，使司平于我也。今我受其直，怠其事者，天下皆然。豈惟怠之，又從而盜之。向使傭一夫于家，受若值，怠若事，又盜若貨器，則必甚怒而黜罰之矣。以今天下多類此，而民莫敢肆其怒與黜罰者，何哉?勢不同也。勢不同而理同，如吾民何?有達于理者，得不恐而畏乎!”

　　存義假令零陵二年矣。早作而夜思，勤力而勞心;訟者平，賦者均，老弱無懷詐暴憎。其為不虛取直也的矣，其知恐而畏也審矣。

　　吾賤且辱，不得與考績幽明之說;于其往也，故賞以酒肉而重之以辭。

　　柳宗元《送薛存義序》譯文：

　　河東人薛存義將要啟程，我準備把肉放在盤子里，把酒斟滿酒杯，追趕進而送到江邊，請他喝，請他吃，并且告訴說：“凡是在地方上做官的人，你知道地方官的職責嗎?(他們是)老百姓的仆役，并不是來役使老百姓的。凡是靠土地生活的人，拿出田畝收入的十分一來雇傭官吏，目的是讓官吏為自己主持公道?，F在自己做官的接受了老百姓的俸祿卻不認真給他們辦事，普天之下到處都是。哪里只是不認真?而且還要貪污、敲詐等行徑。假若雇一個干活的人在家里，接受了你的報酬，不認真替你干活，而且還盜竊你的財物，那么你必然很惱怒進而趕走、處罰他?，F在的官吏大多是像這樣的，而百姓卻不敢盡情地把憤怒發泄出來并責罰他們，這是為什么呢?情勢不同啊。地位情況不同而道理一樣，對我們的老百姓該怎么辦?有明于事理的人，能不惶恐并敬畏嗎?”

　　薛存義代理零陵縣令兩年了。每天很早便起床工作，晚上還在考慮問題，辛勤用力而耗費心血，打官司的都得到公平處理，繳納賦稅的都均衡合理，老的少的都沒有內懷欺詐或外露憎惡的，他的行為的確沒有白拿俸祿了，他知道惶恐和敬畏也明白無誤。

　　我低賤并且被貶謫。不能在官員的評議中參與什么評議，在他臨行的時候，因此，贈給酒肉而再加上這些贈言。

　　柳宗元《送薛存義序》鑒賞：

　　這是一篇贈序體的政論文。作者針對中唐時期貪官污吏遍布天下，階級矛盾日益加劇的社會現狀，提出了“官為民役”的進步觀點。他認為人民與官吏應當是雇傭與被雇傭，主人與奴仆的關系。官吏必須“早作而夜思，勤力而勞心”，以便做到“訟者平，賦者均”。官吏如果消極怠惰，甚至貪污受賄，徇私舞弊，人民就有權像對待不稱職的奴仆那樣懲罰和罷免他們。這種政治理想在地主階級專政的封建社會中雖然是無法實現的主觀臆想，它卻反映了人民群眾的強烈愿望，是政治思想發展史上的珍貴資料。文章從送別始，以送別結，中間借送別論吏治，首尾呼應，緊扣文題。“官為民役”的比擬，合情合理，見解卓越。

　　《送薛存義序》詩人柳宗元簡介：

　　柳宗元出生的時候，“安史之亂”剛剛平定10年。雖然已有10年的短暫和平，但這時的唐王朝早已走過了它的太平盛世，逐漸衰朽。唐王朝的各種社會矛盾急劇發展，中唐以后的各種社會弊端如藩鎮割據、宦官專權、朋黨相爭等等正在形成。

　　柳宗元的家庭是一個具有濃厚的文化氣氛的家庭。他四歲那年，父親去了南方，母親盧氏帶領他住在京西莊園里，盧氏信佛，聰明賢淑，非常有見識，并有一定的文化素養。她教年幼的柳宗元背誦古賦十四首。母親的啟蒙教育，使柳宗元對知識產生了強烈的興趣。盧氏勤儉持家，訓育子女，在早年避亂到南方時，寧肯自己挨餓，也要供養親族。后來柳宗元得罪貶官，母親以垂暮之年，跟隨兒子到南荒，沒有絲毫怨言。她是一位典型的賢妻良母，在她身上體現了很多中國古代婦女的美德。母親的良好品格，從小熏陶了柳宗元。

　　貞元元年(公元785年)，柳鎮到江西做官。在這以后一段時間，柳宗元隨父親宦游，到過南至長沙、北至九江的廣大地區。這段經歷使柳宗元直接接觸到社會，增長了見識。從這以后，他已經開始參與社交，結友納朋，并作為一個有才華的少年受到人們的重視[注：劉禹錫《河東先生集序》“子厚始以童子有奇名于貞元初。”見《柳宗元集》附錄]。不久，他回到了長安。

　　柳宗元的幼年在長安度過。對朝廷的腐敗無能、社會的危機與動蕩有所見聞和感受。他九歲那年，即唐德宗建中二年(781)，爆發了繼安史之亂后又一次大規模的割據戰爭——建中之亂。誘發戰爭的直接原因是成德鎮李寶臣病死，其子李惟岳謀繼襲，得到河北其它兩鎮和山南東道節度使梁崇義的支持，企圖確立藩鎮世襲傳子制度。新繼位的唐德宗不同意，四鎮就聯合起兵反抗朝廷。建中四年，柳宗元為避戰亂來到父親的任所夏口(今湖北省武漢市武昌區)。但由于夏口是一個軍事要沖，這時又成為李希烈叛軍與官軍激烈爭奪的目標。年僅12歲的柳宗元在這時也親歷了藩鎮割據的戰火。

　　除了母親外，父親柳鎮的品格、學識和文章對柳宗元更有直接的影響。柳鎮深明經術，“得《詩》之群，《書》之政，《易》之直、方、大，《春秋》之懲勸，以植于內而文于外，垂聲當時。”可知他信奉的是傳統的儒學，但他并不是一個迂腐刻板、不達世務的儒生。他長期任職于府、縣，對現實社會情況有所了解，并養成了積極用世的態度和剛直不阿的品德。他還能詩善文，曾與當時有名的詩人李益唱和，李益對他很推崇。父親和母親給予柳宗元儒學和佛學的雙重影響，這為他后來“統合儒佛”思想的形成奠定了基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