秋菊有佳色，裛露掇其英。

　　泛此忘憂物，遠我遺世情。

　　一觴雖獨盡，杯盡壺自傾。

　　日入群動息，歸鳥趨林鳴。

　　嘯傲東軒下，聊復得此生。

　　賞析

　　此詩寫對菊飲酒的悠然自得，實際蘊藏著深沉的感傷。

　　秋天是菊花的季節。在百花早已凋謝的秋日，惟獨菊花不畏嚴霜，粲然獨放，表現出堅貞高潔的品格。惟其如此，作者非常愛菊，詩中屢次寫到，而且常常把它同松聯系在一起，如《和郭主簿》：“芳菊開林耀，青松冠巖列。懷此貞秀姿，卓為霜下杰。”《歸去來辭》：“三徑就荒，松菊猶存。”此詩首句“秋菊有佳色”，亦是對菊的傾心贊美。“有佳色”三字極樸素，“佳”字還暗點出眾芳凋零，惟菊有傲霜之色，如果換成其他秾麗字眼，比如“麗”、“粲”、“絢”之類，反倒惡俗不堪。前人稱此句“洗盡古今塵俗氣”(宋李公煥《箋注陶淵明集》引艮齋語)，并非虛譽。“裛”(yì意)，通“浥”：沾濕。“掇”，拾取。“英”即花。“裛露掇其英”，帶露摘花，色香俱佳。采菊是為了服食，菊可延年益壽。作者《九日閑居》就有“酒能祛百慮，菊解制頹齡”之旬。曹丕《與鐘繇九日送菊書》云：“輔體延年，莫斯(指菊)之貴。謹奉一束，以助彭祖之術。”可見服食菊花，是六朝的風氣。屈原《離騷》說：“朝飲木蘭之墜露兮，夕餐秋菊之落英。”故服食菊花不僅在強身，還有志趣高潔的喻意，而通篇之高遠寓意，亦皆由菊引發。

　　秋菊佳色，助人酒興，作者不覺一杯接著一杯，獨自飲起酒來。“泛”這里是縱情飲酒的意思。“忘憂物”指酒。《詩經·邶風·柏舟》“微我無酒，以遨以游”，毛《傳》：“非我無酒可以遨游忘憂也。”又曹操《短歌行》：“何以解憂，惟有杜康。”(相傳杜康是開始造酒的人，這里用作酒的代稱。)如果心中無憂，就不會想到“忘憂”，這里透出了作者胸中的郁憤之情。“遺世”，遺棄、超脫俗世，主要是指不去做官。明黃文煥《陶詩析義》說：“遺世之情，我原自遠，對酒對菊，又加遠一倍矣。”分析甚確。不過，結合“忘憂”看，這里的“遺世”，也含有憤激的成分。因為淵明本來很想做一番“大濟于蒼生”(《感士不遇賦》)的事業，只是后來在官場中親眼看到當時政治黑暗，這才決計歸隱的。

　　后面六句具體敘寫飲酒的樂趣和感想，描繪出一個寧靜美好的境界，是對“遺世情”的形象寫照。這里寫的是獨醉。他既沒有孔融“坐上客常滿，尊中酒不空”(《后漢書·鄭孔荀列傳》載孔融語)那樣的豪華氣派，也不像竹林名士那樣“縱酒昏酣”，而是一個人對菊自酌。獨飲本來容易使人感到寂寞，但五、六兩句各著一“雖”字、“自”字，就洗去孤寂冷落之感，“自”字顯得那壺兒似也頗解人意，為詩人手中的酒杯殷勤地添注不已。“傾”字不僅指向杯中斟酒，還有酒壺傾盡之意，見出他自酌的時間之長，興致之高，飲酒之多。所以從這兩句到“日入”兩句，不僅描寫的方面不同，還包含著時間的推移。隨著飲酒增多，作者的感觸也多了起來。

　　再下二句，“群動”泛指各種動物，“息”是止息。“日入群動息”是總論，“歸鳥趨林鳴”是于群動中特取一物以證之;也可以說，因見歸鳥趨林，所以悟出日入之時正是群動止息之際。“趨”是動態，“鳴”是聲音，但惟有在特別空曠靜寂的環境中，才能更加顯出飛鳥趨林，更加清晰地聽到鳥兒的聲音，這是以動寫靜、以聲寫寂的表現手法。而環境的寧靜優美，又襯托出作者的閑適心情。這二句是寫景，同時也是淵明此時志趣的寄托。淵明詩中寫到鳥的很多，尤其歸隱以后，常常借歸鳥寓意。除此詩外，他如“翼翼歸鳥，相林徘徊。豈思天路，欣及歸棲”(《歸鳥》)，“翼翼歸鳥，戢羽寒條。……矰繳奚施，已卷(倦)安勞”(《歸鳥》)，“羈鳥戀舊林，池魚思故淵”(《歸園田居》)，還有“云無心而出蚰，鳥倦飛而知還”(《歸去來辭》)，“山氣日夕佳，飛鳥相與還”(《飲酒·結廬在人境》)，“眾鳥欣有托，吾亦愛吾廬”(《讀山海經》)，等等。這些詩中的歸鳥，都是作者的藝術化身。趨林之鳥本來是無意中所見，但它卻喚起了作者的感慨深思：“群動”皆有止息之時，飛鳥日落猶知還巢，人生何獨不然?鳥兒始飛終歸的過程，正好像是作者由出仕到歸隱的生活歷程。這里既是興，也是比，又是即目寫景，三者渾然一體，使人不覺，表現手法非常高妙。

　　末尾寫所以歸隱之故，表達了隱居終身的決心。“嘯”是撮口發出長而清越的聲音，是古人抒發感情的一種方式。“嘯傲”謂歌詠自得，無拘無束。《飲酒》第五首《飲酒·結廬在人境》有“采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知東軒即在此東籬內，東籬之下種有菊花。對菊飲酒，嘯歌采菊，自是人生之至樂。“得此生”是說不為外物所役使，按著自己的心意自由地生活，也就是蘇東坡所說的“靖節以無事自適為得此生，則凡役于物者，非失此生耶?”(《東坡題跋·題淵明詩》)“得此生”和“失此生”實指歸隱和做官。嘯傲東軒，是隱居悠閑之樂的形象描繪，它是贊美，是慶幸，也是意愿。然而，“聊復”(姑且算是)一詞，又給這一切罩上了一層無可奈何的色彩，它上承“忘憂”、“遺世”，仍然表現出壯志難酬的憾恨，并非一味悠然陶然。

　　清人吳淇曾將此詩同這組詩的第五首《飲酒·結廬在人境》加以比較，認為“上章(即“結廬”一首)寫自得中帶不得有為之意，此章寫不得有為帶自得之意”(《六朝選詩定論》)，所論極精辟。正是“不得有為”同“自得”的矛盾，使得此詩曠達和感傷這兩種感情水乳交融，并存于同一詩句中。這個特點不僅大大擴展了詩的內涵，使之更加含蓄蘊藉，還使作品帶上濃厚的抒情氣氛，而這正是陶詩“質而實綺，癯而實腴”(蘇軾《與蘇轍書》)的具體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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