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元元年(760)杜甫卜居成都西郭草堂，在飽經離亂之后，開始有了安身的處所，詩人為此感到欣慰。春暖花開的時節，他獨自沿江畔散步，情隨景生，一連成詩七首。此為組詩之六。

　　首句點明尋花的地點，是在“黃四娘家”的小路上。此句以人名入詩，生活情趣較濃，頗有民歌味。次句“千朵萬朵”，是上句“滿”字的具體化。“壓枝低”，描繪繁花沉甸甸地把枝條都壓彎了，景色宛如歷歷在目。“壓”、“低”二字用得十分準確、生動。第三句寫花枝上彩蝶蹁躚，因戀花而“留連”不去，暗示出花的芬芳鮮妍。花可愛，蝶的舞姿亦可愛，不免使漫步的人也“留連”起來。但他也許并未停步，而是繼續前行，因為風光無限，美景尚多。“時時”，則不是偶爾一見，有這二字，就把春意鬧的情趣渲染出來。正在賞心悅目之際，恰巧傳來一串黃鶯動聽的歌聲，將沉醉花叢的詩人喚醒。這就是末句的意境。“嬌”字寫出鶯聲輕軟的特點。“自在”不僅是嬌鶯姿態的客觀寫照，也傳出它給人心理上的愉快輕松的感覺。詩在鶯歌“恰恰”聲中結束，饒有余韻。讀這首絕句，仿佛自己也走在千年前成都郊外那條通往“黃四娘家”的路上，和詩人一同享受那春光給予視聽的無窮美感。

　　此詩寫的是賞景，這類題材，盛唐絕句中屢見不鮮。但象此詩這樣刻畫十分細微，色彩異常秾麗的，則不多見。如“故人家在桃花岸，直到門前溪水流”(常建《三日尋李九莊》)，“昨夜風開露井桃，未央前殿月輪高”(王昌齡《春宮曲》)，這些景都顯得“清麗”;而杜甫在“花滿蹊”后，再加“千朵萬朵”，更添蝶舞鶯歌，景色就秾麗了。這種寫法，可謂前無古人。

　　其次，盛唐人很講究詩句聲調的和諧。他們的絕句往往能被諸管弦，因而很講協律。杜甫的絕句不為歌唱而作，純屬誦詩，因而常常出現拗句。如此詩“千朵萬朵壓枝低”句，按律第二字當平而用仄。但這種“拗”決不是對音律的任意破壞，“千朵萬朵”的復疊，便具有一種口語美。而“千朵”的“朵”與上句相同位置的“四”字，雖同屬仄聲，但彼此有上、去聲之別，聲調上仍具有變化。詩人也并非不重視詩歌的音樂美。這表現在三、四兩句雙聲詞、象聲詞與疊字的運用。“留連”、“自在”均為雙聲詞，如貫珠相聯，音調宛囀。“恰恰”為象聲詞，形容嬌鶯的叫聲，給人一種身臨其境的聽覺形象。“時時”、“恰恰”為疊字，既使上下兩句形成對仗，使語意更強，更生動，更能表達詩人迷戀在花、蝶之中，忽又被鶯聲喚醒的剎那間的快意。這兩句除卻“舞”、“鶯”二字，均為舌齒音，

　　這一連串舌齒音的運用造成一種喁喁自語的語感，維妙維肖地狀出看花人為美景陶醉、驚喜不已的感受。聲音的效用極有助于心情的表達。

　　在句法上，盛唐詩句多天然渾成，杜甫則與之異趣。比如“對結”(后聯駢偶)乃初唐絕句格調，盛唐絕句已少見，因為這種結尾很難做到神完氣足。杜甫卻因難見巧，如此詩后聯既對仗工穩，又饒有余韻，使人感到用得恰到好處：在賞心悅目之際，聽到鶯歌“恰恰”，不是更使人陶然神往么?此外，這兩句按習慣文法應作：戲蝶留連時時舞，嬌鶯自在恰恰啼。把“留連”、“自在”提到句首，既是出于音韻上的需要，同時又在語意上強調了它們，使含義更易為人體味出來，句法也顯得新穎多變。

　　杜甫——《堂成》

　　背郭堂成蔭白茅，緣江路熟俯青郊。

　　榿林礙日吟風葉，籠竹和煙滴露梢。

　　暫止飛烏將數子，頻來語燕定新巢。

　　旁人錯比揚雄宅，懶惰無心作《解嘲》。

　　杜甫于唐肅宗乾元二年(759)年底來到成都，在百花潭北、萬里橋邊營建一所草堂。經過兩三個月時間，到第二年春末，草堂落成了。這詩便是那時所作。

　　詩以“草堂”為題，寫的主要是草堂景物和定居草堂的心情。堂用白茅蓋成，背向城郭，鄰近錦江，座落在沿江大路的高地上。從草堂可以俯瞰郊野青蔥的景色。詩的開頭兩句，從環境背景勾勒出草堂的方位。中間四句寫草堂本身之景，通過自然景色的描寫，把自己歷盡兵燹之后新居初定時的生活和心情，細致而生動地表現了出來。

　　“榿林礙日”、“籠竹和煙”，寫出草堂的清幽。它隱在叢林修篁深處，透不進強烈的陽光，好象有一層漠漠輕煙籠罩著。“吟風葉”，“滴露梢”，是“葉吟風”，“梢滴露”的倒文。說“吟”，說“滴”，則聲響極微。連這微細的聲響都能察覺出，可見詩人生活得多么的寧靜;他領略、欣賞這草堂景物，心情和草堂景物完全融合在一起。因此，在他的眼里，烏飛燕語，各有深情。“暫止飛烏將數子，頻來乳燕定新巢”，羅大經《鶴林玉露》說這兩句“蓋因烏飛燕語而類己之攜雛卜居，其樂與之相似。此比也，亦興也”。詩人正是以自己的歡欣，來體會禽鳥的動態的。在這之前，他象那“繞樹三匝，無枝可棲”的烏鵲一樣，帶著孩子們奔波于關隴之間，后來才飄流到這里。草堂營成，不但一家人有了個安身之處，連禽鳥也都各得其所。那么，翔集的飛烏，營巢的燕子，不正是與自己同其喜悅，莫逆于心嗎?在寫景狀物的詩句中往往寓有比興之意，這是杜詩的特點之一。然而杜甫之卜居草堂，畢竟不同于陶淵明之歸隱田園，杜甫為了避亂才來到成都，他初來成都時，就懷著“信美無與適，側身望川梁。鳥雀各夜歸，中原杳茫茫”(《成都府》)的羈旅之思;直到后來，他還是說：“此身那老蜀，不死會歸秦。”因而草堂的營建，對他只不過是顛沛流離的辛苦途程中息肩之地，而終非投老之鄉。從這個意義來說，盡管新居初定，景物怡人，而在寧靜喜悅的心情中，總不免有彷徨憂傷之感。“以我觀物，故物皆著我之色彩。”(王國維《人間詞話》)這種復雜而微妙的矛盾心理狀態，通過“暫止飛烏”的“暫”字微微地透露了出來。

　　尾聯“旁人錯比揚雄宅，懶惰無心作《解嘲》”，有兩層涵意。揚雄宅又名草玄堂，故址在成都少城西南角，和杜甫的浣花草堂有著地理上的聯系。杜甫在浣花草堂吟詩作賦，幽靜而落寞的生活，有些和左思《詠史》詩里說的“寂寂揚子宅，門無卿相輿”的情況相類似。揚雄曾閉門著書，寫他那模擬《周易》的《太玄》，草玄堂因而得名。當杜甫初到成都，寓居浣花溪寺時，高適寄給他的詩說：“傳道招提客，詩書自討論。……草《玄》今已畢，此后更何言?”(《贈杜二拾遺》)就拿他和揚雄草《玄》相比;可是他的答復卻是：“草《玄》吾豈敢，賦或似相如。”(《酬高使君相贈》)這詩說草堂不能比擬揚雄宅，也是表示自己并沒有象揚雄那樣，寫《太玄》之類的鴻篇巨著。這意思是可以從上述答高適詩里得到印證的。此其一。揚雄在《解嘲》里，高自標榜，說自己閉門草《玄》，闡明圣賢之道，無意于富貴功名。實際上，他之所以寫這篇《解嘲》，正是發泄宦途不得意的憤懣之情。而杜甫只不過把這草堂作為避亂偷生之所，和草玄堂里的揚雄心情是不同的，因而也就懶于發那《解嘲》式的牢騷了。這是第二層意思。

　　詩從草堂營成說起;中間寫景，用“語燕新巢”作為過脈;最后由物到人，仍然回到草堂，點出身世感慨。“背郭堂成”的“堂”，和“錯比揚雄宅”的“宅”遙相呼應。關合之妙，不見痕跡。

　　杜甫——《戲為六絕句》

　　庾信文章老更成，凌云健筆意縱橫。

　　今人嗤點流傳賦，不覺前賢畏后生。

　　王楊盧駱當時體，輕薄為文哂未休。

　　爾曹身與名俱滅，不廢江河萬古流。

　　縱使“盧王操翰墨，劣于漢魏近風騷”;

　　龍文虎脊皆君馭，歷塊過都見爾曹。

　　才力應難跨數公，凡今誰是出群雄。

　　或看翡翠蘭苕上，未掣鯨魚碧海中。

　　不薄今人愛古人，清詞麗句必為鄰。

　　竊攀屈宋宜方駕，恐與齊梁作后塵。

　　未及前賢更勿疑，遞相祖述復先誰?

　　別裁偽體親風雅，轉益多師是汝師。

　　清人李重華在《貞一齋詩話》里有段評論杜甫絕句詩的話：

　　七絕乃唐人樂章，工者最多。……李白、王昌齡后，當以劉夢得為最。緣落筆朦朧縹緲，其來無端，其去無際故也。杜老七絕欲與諸家分道揚鑣，故爾別開異徑。獨其情懷，最得詩人雅趣。……

　　他說杜甫“別開異徑”，在盛唐七絕中走出一條新路子，這是熟讀杜甫絕句的人都能感覺到的。除了極少數篇章如《贈花卿》、《江南逢李龜年》等外，他的七絕確是與眾不同。

　　首先，從內容方面擴展了絕句的領域。一切題材，感時議政，談藝論文，紀述身邊瑣事，凡能表現于其他詩體的，他同樣用來寫入絕句小詩。

　　其次，與之相聯系的，這類絕句詩在藝術上，它不是朦朧縹緲，以韻致見長之作;也缺乏被諸管弦的唱嘆之音。它所獨開的勝境，乃在于觸機成趣，妙緒紛披，讀之情味盎然，有如圍爐閑話，剪燭論心;無論感喟歔欷，或者嬉笑怒罵，都能給人以親切、真率、懇摯之感，使人如見其人，如聞其聲。樸質而雅健的獨特風格，是耐人咀嚼不盡的。

　　《戲為六絕句》(以下簡稱《六絕句》)就是杜甫這類絕句詩標本之一。

　　以詩論詩，最常見的形式是論詩絕句。它，每首可談一個問題;把許多首連綴成組詩，又可見出完整的藝術見解。在我國詩歌理論遺產中，有不少著名的論詩絕句，而最早出現、最有影響的則是杜甫的《六絕句》。

　　《六絕句》作于上元二年(761)，前三首評論作家，后三首揭示論詩宗旨。其精神前后貫通，互相聯系，是一個不可分割的整體。

　　《六絕句》第一首論庾信。杜甫在《春日憶李白》里曾說，“清新庾開府”。此詩中指出庾信后期文章(兼指詩、賦)，風格更加成熟：“庾信文章老更成，凌云健筆意縱橫”。健筆凌云，縱橫開闔，不僅以“清新”見長。唐代的“今人”，指手劃腳，嗤笑指點庾信，適足以說明他們的無知。因而“前賢畏后生”，也只是諷刺的反話罷了。

　　第二、三首論初唐四杰。初唐詩文，尚未完全擺脫六朝藻繪余習。第二首中，“輕薄為文”，是時人譏哂“四杰”之辭。史炳《杜詩瑣證》解此詩云：“言四子文體，自是當時風尚，乃嗤其輕薄者至今未休。曾不知爾曹身名俱滅，而四子之文不廢，如江河萬古長流。”

　　第三首，“縱使”是杜甫的口氣，“盧王操翰墨，劣于漢魏近風騷”則是時人哂笑四杰的話(詩中盧王，即概指四杰)。杜甫引用了他們的話而加以駁斥，所以后兩句才有這樣的轉折。意謂即便如此，但四杰能以縱橫的才氣，駕馭“龍文虎脊”般瑰麗的文辭，他們的作品是經得起時間考驗的。

　　這三首詩的用意很明顯：第一首說，觀人必觀其全，不能只看到一個方面，而忽視了另一方面。第二首說，評價作家，不能脫離其時代的條件。第三首指出，作家的成就雖有大小高下之分，但各有特色，互不相掩。我們應該恰如其分地給以評價，要善于從不同的角度向前人學習。

　　這些觀點，無疑是正確的。但這三首詩的意義，遠不止這些。

　　魏、晉六朝是我國文學由質樸趨向華彩的轉變階段。麗辭與聲律，在這一時期得到急劇的發展，詩人們對詩歌形式及其語言技巧的探求，取得了很大的成績。

　　而這，則為唐代詩歌的全面繁榮創造了條件。然而從另一方面看來，六朝文學又有重形式、輕內容的不良傾向，特別到了齊、梁宮體出現之后，詩風就更淫靡萎弱了。

　　因此，唐代詩論家對六朝文學的接受與批判，是個極為艱巨而復雜的課題。

　　當齊、梁余風還統治著初唐詩壇的時候，陳子昂首先提出復古的主張，李白繼起，完成了廓清摧陷之功。“務華去實”的風氣扭轉了，而一些胸無定見、以耳代目的“后生”、“爾曹”之輩卻又走向“好古遺近”的另一極端，他們尋聲逐影，竟要全盤否定六朝文學，并把攻擊的目標指向庾信和初唐四杰。

　　庾信總結了六朝文學的成就，特別是他那句式整齊、音律諧和的詩歌以及用詩的語言寫的抒情小賦，對唐代的律詩、樂府歌行和駢體文，都起有直接的先導作用。在唐人的心目中，他是最有代表性的近代作家，因而是非毀譽也就容易集中到他的身上。至于初唐四杰，雖不滿于以“綺錯婉媚為本”的“上官體”，但他們主要的貢獻，則是在于對六朝藝術技巧的繼承和發展，今體詩體制的建立和鞏固。而這，也就成了“好古遺近”者所謂“劣于漢魏近風騷”的攻擊的口實。

　　如何評價庾信和四杰，是當時詩壇上論爭的焦點所在。杜甫抓住了這一焦點，在《六絕句》的后三首里正面說了自己的看法。

　　“不薄今人愛古人”中的“今人”，指的是庾信、四杰等近代作家。杜甫之所以愛古而不薄今，是從“清詞麗句必為鄰”出發的。“為鄰”，即引為同調之意。在杜甫看來，詩歌是語言的藝術，“清詞麗句”不可廢而不講。更何況庾信、四杰除了“清詞麗句”而外，尚有“凌云健筆”、“龍文虎脊”的一面，因此他主張兼收并蓄：力崇古調，兼取新聲，古、今體詩并行不廢。“不薄今人愛古人，清詞麗句必為鄰”，當從這個意義上去理解。

　　但是，僅僅學習六朝，一味追求“翡翠戲蘭苕，容色更相鮮”一類的“清詞麗句”，雖也能賞心悅目，但風格畢竟柔媚而淺薄;要想超越前人，必須恢宏氣度，縱其才力之所至，才能掣鯨魚于碧海;于嚴整體格之中，見氣韻飛動之妙;不為篇幅所窘，不被聲律所限，從容于法度之中，而神明于規矩之外。要想達到這種藝術境界，杜甫認為只有“竊攀屈宋”。因為《楚辭》的精采絕艷，是千古詩人的不祧之祖。由六朝而上追屈、宋，才能如劉勰所說：“酌奇而不失其真，玩華而不墜其實，則顧盼可以驅辭力，咳唾可以窮文致”(《文心雕龍。辨騷》)，不至于沿流失源，墮入齊、梁輕浮側艷的后塵了。

　　杜甫對六朝文學既要繼承、也要批判的思想，集中表現在“別裁偽體”、“轉益多師”上。

　　《六絕句》的最后一首，前人說法不一。這里的“前賢”，系泛指前代有成就的作家(包括庾信、四杰)。“遞相祖述”，意謂因襲成風。“遞相祖述”是“未及前賢”的根本原因。“偽體”之偽，癥結在于以模擬代替創造。真偽相混，則偽可亂真，所以要加以“別裁”。創造和因襲，是杜甫區別真、偽的分界線。只有充分發揮創造力，才能直抒襟抱，自寫性情，寫出真的文學作品。庾信之“健筆凌云”，四杰之“江河萬古”，乃在于此。反之，拾人牙慧，傍人門戶，必然是沒有生命力的。堆砌詞藻，步齊、梁之后塵，固然是偽體;而高談漢、魏的優孟衣冠，又何嘗不是偽體?在杜甫的心目中，只有真、偽的區別，并無古、今的成見。

　　“別裁偽體”和“轉益多師”是一個問題的兩面。“別裁偽體”，強調創造：“轉益多師”，重在繼承。兩者的關系是辯證的。“轉益多師是汝師”即無所不師而無定師。這話有好幾層意思：無所不師，故能兼取眾長;無定師，不囿于一家，雖有所繼承、借鑒，但并不妨礙自己的創造性。此其一。只有在“別裁偽體”區別真偽的前提下，才能確定“師”誰，“師”什么，才能真正做到“轉益多師”。此其二。要做到無所不師而無定師，就必須善于從不同的角度學習別人的成就，在吸取的同時，也就有所揚棄。此其三。在既批判又繼承的基礎上，進行創造，熔古今于一爐而自鑄偉辭，這就是杜甫“轉益多師”、“別裁偽體”的精神所在。

　　《六絕句》雖主要談藝術方面的問題，但和杜甫總的創作精神是分不開的。詩中“竊攀屈宋”、“親風雅”則是其創作的指導思想和論詩的宗旨。

　　這六首小詩，實質上是杜甫詩歌創作實踐經驗的總結，詩論的總綱;它所涉及的是關系到唐詩發展中一系列的重大理論問題。在這類小詩里發這樣的大議論，是前所未有的。詩人即事見義，如地涌泉，寓嚴正筆意于輕松幽默之中，娓娓而談，莊諧雜出。李重華說杜甫七絕“別開異徑”，正在于此。明乎此，這詩之所以標為《戲為六絕句》，也就不煩辭費了。

杜甫的詩詞鑒賞精選篇2

　　遠送從此別，青山空復情。

　　幾時杯重把?昨夜月同行。

　　列郡謳歌惜，三朝出入榮。

　　江村獨歸處，寂寞養殘生。

　　奉濟驛，在成都東北的綿陽縣。嚴公，即嚴武，曾兩度為劍南節度使。寶應元年(762)四月，肅宗死，代宗即位，六月，召嚴武入朝，杜甫送別贈詩，因前已寫過《送嚴侍郎到綿州同登杜使君江樓宴》，故稱“重送”。律詩雙句押韻，八句詩四個韻腳，故稱“四韻”。

　　嚴武有文才武略，品性與杜甫相投。鎮蜀期間，親到草堂探視杜甫，并在經濟上給予接濟;彼此贈詩，相互敬重，結下了深厚的友誼。

　　詩一開頭，點明“遠送”，可見意深而情長。詩人送了一程又一程，送了一站又一站，一直送到了二百里外的奉濟驛，真有說不盡的知心話。“青山空復情”一句，饒有深意。蘇軾《南鄉子。送述古》說：“誰似臨平山上塔，亭亭，迎客西來送客行。”山也當是這樣。青峰佇立，也似含情送客;途程幾轉，那山仍若戀戀不舍，目送行人。然而送君千里，也終須一別了。借山言人，情致婉曲，表現了詩人那種不忍相別而又不得不別的無可奈何之情。

　　傷別之余，自然想到“昨夜”相送的情景：皎潔的月亮曾和自己一起“同行”送別，在月下同飲共醉，行吟敘情，而今一別，后會難期，感情的閘門再也關不住了，于是詩人發問道：“幾時杯重把?”“杯重把”，把詩人憧憬中重逢的情景，具體形象地表現出來了。這里用問句，是問自己，也是問友人。社會動蕩，生死未卜，能否再會還是個未知數。詩人此時此刻極端復雜的感情，凝聚在一個尋常的問語中。

　　以上這四句倒裝，增添了詩的情趣韻致。前人有云：“詩用倒挽，方見曲折。”首聯若提“青山”句在前，就會顯得感情唐突，使人不知所云;頷聯若“昨夜”句在前，便會直而少致，現在次序一倒，就奇曲多趣了。這是此詩平中見奇之處。

　　詩人想到，象嚴武這樣知遇至深的官員恐怕將來也難得遇到，于是離愁之中又添一層凄楚。關于嚴武，詩人沒有正面頌其政績，而說“列郡謳歌惜，三朝出入榮”，說他于玄、肅、代三朝出守外郡或入處朝廷，都榮居高位。離任時東西兩川屬邑的人們謳歌他，表達依依不舍之情。言簡意賅，雍雅得體。

　　最后兩句抒寫詩人自己送別后的心境。“江村獨歸處，寂寞養殘生。”“江村”指成都西郊的浣花溪邊。“獨”字見離別之后的孤單無依：“殘”字含風燭余年的悲涼凄切：“寂寞”則道出知遇遠去的冷落和惆悵。兩句充分體現了詩人對嚴武的真誠感激和深摯友誼，依戀惜別之情溢于言表。

　　這首詩語言質樸含情，章法謹嚴有度，平直中有奇致，淺易中見沉郁，情真意摯，凄楚感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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