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年春，大疫。為病坊，處疾病之無歸者。募僧二人，屬以視醫藥飲食，令無失所恃。凡死者，使在處隨收瘞之。

法，廩窮人盡三月當止，是歲盡五月而止。事有非便文者，公一以自任，不以累其屬。有上請者，或便宜多輒行。公于此時，蚤夜憊心力不少懈，事細巨必躬親。給病者藥食多出私錢。民不幸罹旱疫，得免于轉死;雖死得無失斂埋，皆公力也。

是時旱疫被吳越，民饑饉疾癘，死者殆半，災未有巨于此也。天子東向憂勞，州縣推布上恩，人人盡其力。公所拊循，民尤以為得其依歸。所以經營綏輯先后終始之際，委曲纖悉，無不備者。其施雖在越，其仁足以示天下;其事雖行于一時，其法足以傳后。蓋災沴之行，治世不能使之無，而能為之備。民病而后圖之，與夫先事而為計者，則有間矣;不習而有為，與夫素得之者，則有間矣。予故采于越，得公所推行，樂為之識其詳，豈獨以慰越人之思，半使吏之有志于民者不幸而遇歲之災，推公之所已試，其科條可不待頃而具，則公之澤豈小且近乎!

公元豐二年以大學士加太子保致仕，家于衢。其直道正行在于朝廷，豈弟之實在于身者，此不著。著其荒政可師者，以為《越州趙公救災記》云。

創作背景

越州，州治在今浙江紹興縣。趙公即趙抃，宋衢州西安人，字閱道。趙抃居官正直無私，彈劾不避權貴。由于他曾任殿中侍御史，所以京師中對他有“鐵面御史”之譽。后任右諫議大夫、資政殿大學士，晚年執越州政務，在越州治績卓著。特別是在熙寧八年、九年吳越饑疫兼作之際，趙抃在救災中表現出卓越的見識和吏治才能，在朝野中頗負盛名。《宋史?趙抃傳》載：“吳越大饑疫，死者過半。抃盡救荒之術，療病埋死，而生者以全。下令修城，使得食其力。”曾鞏曾出任越州通判，也出色地從事過救災工作。他詳錄趙抃救災業績，以期總結救災經驗，并盛贊趙抃的吏才與吏德，以為后人之鑒。

古詩詞欣賞曾鞏賞析篇2

趙郡蘇軾，余之同年友也。自蜀以書至京師遺余，稱蜀之士，曰黎生、安生者。既而黎生攜其文數十萬言，安生攜其文亦數千言，辱以顧余。讀其文，誠閎壯雋偉，善反復馳騁，窮盡事理;而其材力之放縱，若不可極者也。二生固可謂魁奇特起之士，而蘇君固可謂善知人者也。

頃之，黎生補江陵府司法參軍。將行，請予言以為贈。余曰：「余之知生，既得之于心矣，乃將以言相求于外邪?」黎生曰：「生與安生之學于斯文，里之人皆笑以為迂闊。今求子之言，蓋將解惑于里人。」余聞之，自顧而笑。

夫世之迂闊，孰有甚于予乎?知信乎古，而不知合乎世;知志乎道，而不知同乎俗。此余所以困于今而不自知也。世之迂闊，孰有甚于予乎?今生之迂，特以文不近俗，迂之小者耳，患為笑于里之人。若余之迂大矣，使生持吾言而歸，且重得罪，庸詎止于笑乎?

然則若余之于生，將何言哉?謂余之迂為善，則其患若此;謂為不善，則有以合乎世，必違乎古，有以同乎俗，必離乎道矣。生其無急于解里人之惑，則于是焉，必能擇而取之。

遂書以贈二生，并示蘇君，以為何如也?

鑒賞

1、正話反說

作者前文極力鋪陳藻飾黎安二生文才，正是為了說明后面的“不迂”，“不迂”而以“迂”

名之。顯示了世俗的謬誤。正話反說，文曲意直，顯示內在的鋒芒。

2、意境含蓄

諸多憤世之氣，盡在深蘊之中

本文的篇幅不長，結構也比較簡單，先介紹黎、安二生的由來，再說明寫作本文的用意，然后有針對性地指出如何認識迂闊。迂闊，從古到今都有人在用這一形容個性的詞。如果拋開它那略帶貶義的內容，我們可以這樣理解：所謂迂闊，是指一個人在待人接物方面堅持自己的觀點，不迎合世俗偏見，而又有一種執著的信念，矢志不渝。如果他的觀點、信念是正確的話，那么這種迂闊的表現正是難能可貴的。曾鞏正是基于這一思路，才對迂闊進行了精辟的分析。

從文中反映的背景來看，黎、安二生由于“學于斯文”，即酷愛韓愈、柳宗元以至歐陽修、蘇軾所倡導的古文而遭到“里人”的譏笑;而曾鞏也因身體力行地追求“道”，給自己帶來一些“患”。可見當時的社會風氣是如何淺薄了。這種不直接抨擊時弊而從側面加以反映的手法，正是作者的高明之處。

另外，本文中的委婉的表現手法也值得注意。作者明明表達了自己的是非觀，卻在提法上留有余地，即勸誡黎、安二生“擇而取之”，如何定奪，還是由他們自己去決定吧。還在結尾處提出，希望二生轉告蘇軾，問一問他“以為如何”。這不僅表明作者的謙虛態度，而且是尊重對方的一種表現。

創作背景

這是一篇應黎生之求而寫的贈序，寫于治平四年(1067)。黎安二生是蘇軾寫信推薦給曾鞏的朋友。他們從四川拿著自己的文章來京師就正于曾鞏，也是“以文會友”之意。不久，黎生補任江陵府司法參軍。行前，應二生之請，曾鞏寫了這篇著名的文章。

古詩詞欣賞曾鞏賞析篇3

二年委質系官次，一日偷眼看青山。

念隨薄祿困垂首，似見故人羞滿顏。

及門幸得二三友，把酒能共頃刻閑。

海魚腥咸聊復進，野果酸澀誰能刪。

談劇清風生塵柄，氣酣落日解帶環。

瑰材壯志皆可喜，自笑我拙何由攀。

高情坐使鄙吝去，病體頓覺神明還。

簡書皇皇奔走地，管庫碌碌塵埃間。

功名難合若捕影，日月據易如循環。

不如飲酒不知厭，欲罷更起相牽扳。

《車軒小飲呈坐中》是宋代詩人曾鞏的作品之一。

古詩詞欣賞曾鞏賞析篇4

鞏頓首再拜，舍人先生：

去秋人還，蒙賜書及所撰先大父墓碑銘。反復觀誦，感與慚并。夫銘志之著于世，義近于史，而亦有與史異者。蓋史之于善惡，無所不書,而銘者，蓋古之人有功德材行志義之美者，懼后世之不知，則必銘而見之。或納于廟，或存于墓，一也。茍其人之惡，則于銘乎何有?此其所以與史異也。其辭之作，所以使死者無有所憾，生者得致其嚴。而善人喜于見傳，則勇于自立;惡人無有所紀，則以愧而懼。至于通材達識，義烈節士，嘉言善狀，皆見于篇，則足為后法。警勸之道，非近乎史，其將安近?

及世之衰，為人之子孫者，一欲褒揚其親而不本乎理。故雖惡人，皆務勒銘，以夸后世。立言者既莫之拒而不為，又以其子孫之所請也，書其惡焉，則人情之所不得，于是乎銘始不實。后之作銘者，常觀其人。茍托之非人，則書之非公與是，則不足以行世而傳后。故千百年來，公卿大夫至于里巷之士，莫不有銘，而傳者蓋少。其故非他，托之非人，書之非公與是故也。

然則孰為其人而能盡公與是歟?非畜道德而能文章者，無以為也。蓋有道德者之于惡人，則不受而銘之，于眾人則能辨焉。而人之行，有情善而跡非，有意奸而外淑，有善惡相懸而不可以實指，有實大于名，有名侈于實。猶之用人，非畜道德者，惡能辨之不惑，議之不徇?不惑不徇，則公且是矣。而其辭之不工，則世猶不傳，于是又在其文章兼勝焉。故曰，非畜道德而能文章者無以為也，豈非然哉!

然畜道德而能文章者，雖或并世而有，亦或數十年或一二百年而有之。其傳之難如此，其遇之難又如此。若先生之道德文章，固所謂數百年而有者也。先祖之言行卓卓，幸遇而得銘，其公與是，其傳世行后無疑也。而世之學者，每觀傳記所書古人之事，至其所可感，則往往衋然不知涕之流落也，況其子孫也哉?況鞏也哉?其追睎祖德而思所以傳之之繇，則知先生推一賜于鞏而及其三世。其感與報，宜若何而圖之?

抑又思若鞏之淺薄滯拙，而先生進之，先祖之屯蹶否塞以死，而先生顯之，則世之魁閎豪杰不世出之士，其誰不愿進于門?潛遁幽抑之士，其誰不有望于世?善誰不為，而惡誰不愧以懼?為人之父祖者，孰不欲教其子孫?為人之子孫者，孰不欲寵榮其父祖?此數美者，一歸于先生。既拜賜之辱，且敢進其所以然。所諭世族之次，敢不承教而加詳焉?愧甚，不宣。鞏再拜。

創作背景

曾鞏十分仰慕歐陽修的道德文章，曾把他與唐代的韓愈相提并論，從二十歲起就與歐陽修建立了親密的過從關系。公元1046年(宋仁宗慶歷六年)夏，曾鞏寫信請歐陽修為已故的祖父曾致堯作一篇墓碑銘。當年，歐陽修寫好《尚書戶部郎中贈右諫議大夫曾公神道碑銘》，曾鞏即寫此信致謝。這封信作于公元1047年(慶歷七年)，作者29歲。

鑒賞

這是一篇獨具特色的感謝信，它沒有平常的客套，也沒有空泛的溢美之辭。而是通過對銘志作用及流傳條件的分析。來述說“立言”的社會意義，闡發“文以載道”的主張，表達了對道德文章兼勝的贊許與追求。文章結構謹嚴，起承轉合非常自然。

第一段(起承部分)，首先交待寫這封信的緣起與觀誦墓碑后的總的感受。接著敘及撰寫暮志銘的意義。先提出論點“銘志之著于世，義近于史”，然后比較銘、史之異同。先言其異，次言其同。本段借助銘、史對比展開文章，深刻地闡述了銘志的警世作用。

第二段談今銘“二弊”，首先是不實;其次是“傳者蓋少”。

第三段，強調立言者的素質是糾除今弊的根本條件。作者提出：“立言者”必須是“畜道德而能文章者”。作者在本段總的提出這個論點，然后再分說，“畜道德”和“能文章”。最后總說：非畜道德而能文章者無以為也，豈非然哉!二三段為“轉”，最后兩段為“合”，從立言者之論，歸結至于歐陽修身上，盛譽歐陽修“畜道德而能文章”之賢，深謝歐陽修賜銘之恩。與文章開頭呼應。在唐宋八大家當中，曾鞏是最重視章法的，在以上所述中，讀者可以看到曾鞏文章的這一特點，結構十分謹嚴，內容環環相扣，起承轉合，如行云流水。此文可稱得上曾鞏文章這一方面的典范之作。

古詩詞欣賞曾鞏賞析篇5

雨過橫塘水滿堤，亂山高下路東西。

一番桃李花開盡，惟有青青草色齊。

詩人通過桃花、李花容易凋謝與小草青色長久相對比，暗示了這樣的一個哲理：桃花、李花雖然美麗，生命力卻弱小;青草雖然樸素無華，生命力卻很強大。 《城南》二首描寫了暮春時節大雨過后的山野景象，筆調流暢優美，讀來瑯瑯上口，令人賞心悅目。特別是“惟有青青草色齊”這一句，沁著水珠的草地鮮亮碧綠，表明雨后的大自然依然充滿生機，這是作者的神來之筆。寓情于景，情景交融，格調超逸，清新雋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