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代：宋朝|作者：蘇洵

事有必至，理有固然。惟天下之靜者，乃能見微而知著。月暈而風，礎潤而雨，人人知之。人事之推移，理勢之相因，其疏闊而難知，變化而不可測者，孰與天地陰陽之事。而賢者有不知，其故何也?好惡亂其中，而利害奪其外也!

昔者，山巨源見王衍曰：“誤天下蒼生者，必此人也!”郭汾陽見盧杞曰：“此人得志。吾子孫無遺類矣!”自今而言之，其理固有可見者。以吾觀之，王衍之為人，容貌言語，固有以欺世而盜名者。然不忮不求，與物浮沉。使晉無惠帝，僅得中主，雖衍百千，何從而亂天下乎?盧杞之奸，固足以敗國。然而不學無文，容貌不足以動人，言語不足以眩世，非德宗之鄙暗，亦何從而用之?由是言之，二公之料二子，亦容有未必然也!

今有人，口誦孔、老之言，身履夷、齊之行，收召好名之士、不得志之人，相與造作言語，私立名字，以為顏淵、孟軻復出，而陰賊險狠，與人異趣。是王衍、盧杞合而為一人也。其禍豈可勝言哉?夫面垢不忘洗，衣垢不忘浣。此人之至情也。今也不然，衣臣虜之衣。食犬彘之食，囚首喪面，而談詩書，此豈其情也哉?凡事之不近人情者，鮮不為大奸慝，豎刁、易牙、開方是也。以蓋世之名，而濟其未形之患。雖有愿治之主，好賢之相，猶將舉而用之。則其為天下患，必然而無疑者，非特二子之比也。

孫子曰：“善用兵者，無赫赫之功。”使斯人而不用也，則吾言為過，而斯人有不遇之嘆。孰知禍之至于此哉?不然。天下將被其禍，而吾獲知言之名，悲夫!

把《辨奸論》全文連貫起來看，在寫作目的上，作者確有所指，而所指的具體人物，作者又未點明。我們也沒有必要進行煩瑣考證。僅就立意謀篇上來說，本文確屬古文中的名篇。

作者提出的“見微知著”的觀點是有一定道理的。不要輕視小事情，大事情都是由小事情積累而成的。“防微杜漸”早就是古人奉為圭臬的名言。正如清人吳楚材所說：“見微知著，可為千古觀人之法。”

本文突出的成功之處在于謀篇。文章開始先將天象和人事進行比較，指出了人事比天象更難掌握，并說明這是由于“好惡”和“利害”所形成的必然結果。言之有理，持之有故，不能不令人首肯。接著，又通過歷史上山濤、郭子儀對王衍、盧杞的評論，說明了山、郭二人的評論雖有一定道理，但也有所疏漏，這就為下文的“今有人”起了鋪墊作用。本文的第三段是作者傾注全力發泄的部分，將“今有人”的種種表現盡情地加以刻畫，一氣呵成，有如飛瀑狂泄，其筆鋒之犀利，論證之嚴謹，不能不令人嘆為觀止。而在結尾處，作者又留有余地地提出兩種可能出現的情況，這就使人感到作者所持的公允的態度。

作者在批評“有的人”時，把生活習慣(如不修邊幅)也作為攻擊的口實，未免失之偏頗了。但是，這點微疵并不足以影響本文的成就。

《辨奸論》旨在詆毀王安石，竭力反對“新黨”，拋開其本旨，有二點與當今相類：

其一，作者謂王安石“口誦孔老之書，身履夷齊之行，收召好名之士、不得志之人，相與造作語言，私立名字，以為顏淵、孟軻復出，而陰賊險狠，與人異趣。是王衍、盧杞合而為一人也，其禍豈可勝言哉?”王安石是否如此，且不論。但陰賊險狠如王盧之合一，代有其人，今也不鮮，這是此論給予后人的啟迪之一，須警惕而“辨”。否則，其禍輕則殺身，重則禍國殃民。

其二，作者提到一種“不近人情”的現象：“衣臣虜之衣，食犬彘之食，囚首喪面，而談詩書，此豈其情也哉?”然而這一看來違反常情的情況，在1957年夏之后以及“x”中，屢見于囹圄。這是悲劇，當然，古人是無從預料這種悲劇的。

1069年，王安石開始推行新法，遭到保守人士的反對。保守派為打擊王安石，傳出了這篇文章，并署名為已死去的蘇洵，借以閑適作者早在王安石變法之前就“見微知著”，預見到他得志必為奸。《辨奸論》是否是蘇洵所作，學術界有不同的觀點。文章先抬出“事有必至，理有固然”，萬事均可“見微而知著”，預測規律，作為理論基礎。然后以山巨源預見王衍、郭子儀預見 盧杞為例證，類比王安石“衣臣虜之衣，食犬彘之食，囚首喪面而談詩書”的行為”不近人情“，進而推導出王安石得志必為奸臣、為害國家的結論。這種以人的生活習慣和個別缺點來判斷其政治品質的邏輯，是非常錯誤的。這種影射咒罵、攻擊人身的寫作手段也是非常低劣的。

蘇洵詩詞鑒賞（篇2）

朝代：宋朝|作者：蘇洵

晚歲登門最不才，蕭蕭華發映金罍。

不堪丞相延東閣，閑伴諸儒老曲臺。

佳節久從愁里過，壯心偶傍醉中來。

暮歸沖雨寒無睡，自把新詩百遍開。

首聯從多年來他們的交游，一直寫到這天的宴會，語言高度概括，內涵十分豐富。蘇洵于1056年(嘉祐元年)持益州張方平、雅州雷簡夫的推薦信赴京謁見韓琦、歐陽修等名流重臣，從此成了他們的座上客。時蘇洵已四十八歲，年近半百，故說“晚歲登門”。雷簡夫稱蘇洵為“王佐才”、“帝王師”，蘇洵實際上也是以此自居的，而這里卻自稱“不才”，且冠以“最”字，并以自已的那“蕭蕭華發”同韓琦宴上的閃閃金罍(酒器)相映襯，表面自謙，實際充滿懷才不遇之感。

頷聯又從這天的宴會寫到他五年來的虛度光陰。出句以“不堪”承“最不才”，以“延東閣”承“金罍”，表示對韓琦宴請的謝意，詩人自謙中也含著牢騷。漢武帝時公孫弘自舉賢良，數年而至宰相，“于是起客館，開東閣以延賢人。”(《漢書·公孫弘傳》)這里詩人即以公孫弘喻韓琦好賢而言自己不配這種禮遇。下句，詩人回答了“不堪”的原因：官卑位低，不堪重用。曲臺指太常寺。因《禮記》有《曲禮》篇，故稱專掌禮儀制度的太常寺為“曲臺”。蘇洵在1061年(嘉祐六年)被命于太常寺修纂禮書，至赴宴時，剛完成《太常因革禮》一百卷，費時五年。蘇洵以自己能輔助帝王的才能來做這種白首窮經的工作，深感虛度年華，用非所長，這集中表現在“閑”、“老”二字上。1056年(嘉祐元年)，歐陽修薦蘇洵于朝廷，韓琦也以為可用，獨富弼主張“姑少待之”(葉夢得《石林燕語》)。拖了兩年，朝廷才召蘇洵試舍人院。蘇洵拒絕赴試，朝廷授以試秘書省校書郎，不久又以蘇洵為霸州文安縣(今屬河北)主簿，編纂太常禮書，直至去世。“書雖成于百篇，爵不過于九品。”(《老蘇先生會葬致語》)這就是詩人發出“閑伴諸儒老曲臺”的深沉哀嘆的原因。

頸聯尤為歷代評論家所稱賞。重陽節歷來是人們登高賞菊，飲酒賦詩的好日子，但蘇洵卻在愁里度過。“佳”和“愁”形成鮮明的對比，而“久”字更有豐富的內容。蘇洵在二十七歲以前“游蕩不學”，不一定有“愁”。但從二十七歲開始，他發奮苦讀，希望有用于世，卻多次科考不第;后來，雖然名動京師，卻沉淪下僚，無法一展抱負。這個“久”字至少包括了他三十年的不得志。他已五十七歲，很難再有所作為。“偶傍”，說明他平時已經很少有雄心壯志;“醉中”，說明未醉時已清醒感到壯志難酬。但“傍”、“來”二字仍表現出“烈士暮年，壯心不已”的豪情，“其意氣尤不少衰”。(葉夢得《避暑錄話》)

尾聯以暮間歸來，反復吟詠韓琦新詩作結，戛然而止，余味無窮。韓琦《乙巳重陽》說：“苦厭繁機少適懷，欣逢重九啟賓罍。招賢敢并翹材館，樂事難追戲馬臺。蘚布亂錢乘雨出，雁飛新陣拂云來。何時得遇樽前菊，此日花隨月令開。”韓琦詩中那種久居高位、賓朋滿座的富貴氣，使蘇洵更感到自己“閑伴諸儒”的窮窘;韓琦志滿意得之余的淡淡閑愁，更激起了蘇洵壯志不酬的深沉哀怨。這就是他越讀韓琦新詩就越發難以入睡的原因。暮、雨、寒三字為全詩烘托出一種昏暗、凄冷的氣氛，而“寒無睡”，“百遍開”更活畫出這位“蕭蕭華發”的老人輾轉反側、夜不能寐的神情。

葉夢得說：“明允詩不多見，然精深有味，語不徒發，……婉而不迫，哀而不傷，所作自不必多也。”(《避暑錄話》)這一首詩在內容上“精深有味，語不徒發”，深刻反映了宋代失意文人的精神苦悶;藝術風格上也是“婉而不迫，哀而不傷”，含蓄蘊藉，耐人尋味。

此詩作于英宗治平(1065)重陽節。十年前，蘇洵四十八歲，自蜀入京，受到名臣韓琦、歐陽修的獎譽、薦舉，但一直未得到朝廷重用。十年后的重陽佳節應邀參加韓琦的家宴，席間韓琦賦《乙巳重陽》詩，蘇洵當晚回來后便寫下了這首詩。

蘇洵詩詞鑒賞（篇3）

朝代：宋朝|作者：蘇洵

六國破滅，非兵不利 ，戰不善，弊在賂秦。賂秦而力虧，破滅之道也。或曰：六國互喪，率賂秦耶?曰：不賂者以賂者喪，蓋失強援，不能獨完。故曰：弊在賂秦也。

秦以攻取之外，小則獲邑，大則得城。較秦之所得，與戰勝而得者，其實百倍;諸侯之所亡，與戰敗而亡者，其實亦百倍。則秦之所大欲，諸侯之所大患，固不在戰矣。思厥先祖父，暴霜露，斬荊棘，以有尺寸之地。子孫視之不甚惜，舉以予人，如棄草芥。今日割五城，明日割十城，然后得一夕安寢。起視四境，而秦兵又至矣。然則諸侯之地有限，暴秦之欲無厭，奉之彌繁，侵之愈急。故不戰而強弱勝負已判矣。至于顛覆，理固宜然。古人云：“以地事秦，猶抱薪救火，薪不盡，火不滅。”此言得之。

齊人未嘗賂秦，終繼五國遷滅，何哉?與嬴而不助五國也。五國既喪，齊亦不免矣。燕趙之君，始有遠略，能守其土，義不賂秦。是故燕雖小國而后亡，斯用兵之效也。至丹以荊卿為計，始速禍焉。趙嘗五戰于秦，二敗而三勝。后秦擊趙者再，李牧連卻之。洎牧以讒誅，邯鄲為郡，惜其用武而不終也。且燕趙處秦革滅殆盡之際，可謂智力孤危，戰敗而亡，誠不得已。向使三國各愛其地，齊人勿附于秦，刺客不行，良將猶在，則勝負之數，存亡之理，當與秦相較，或未易量。

嗚呼!以賂秦之地，封天下之謀臣，以事秦之心，禮天下之奇才，并力西向，則吾恐秦人食之不得下咽也。悲夫!有如此之勢，而為秦人積威之所劫，日削月割，以趨于亡。為國者無使為積威之所劫哉!

夫六國與秦皆諸侯，其勢弱于秦，而猶有可以不賂而勝之之勢。茍以天下之大，而從六國破亡之故事，是又在六國下矣。

六國被秦國滅亡的教訓，是許多文史家關注的話題。僅“三蘇”就每人寫了一篇《六國論》。蘇軾的《六國論》，針對六國久存而秦速亡的對比分析，突出強調了“士”的作用。蘇軾認為，六國諸侯卿相皆爭養士，是久存的原因。只要把那些“士”養起來，老百姓想造反也找不到帶頭人了，國家就可以安定了。蘇轍的《六國論》則是針對六國不免于滅亡的史實，指出他們相繼滅亡的原因是不能團結一致，共同抗戰，滅國是咎由自取。

蘇洵的《六國論》不同于以上兩篇。蘇洵不是就事論事，而是借題發揮。蘇洵的寫作目的不在于總結六國滅亡的教訓，而在于警告宋朝統治者勿蹈六國滅亡的覆轍。借古喻今，以談論歷史供當今統治者借鑒，這是蘇洵高出其二子的地方。從歷史情況看，六國滅亡的原因并不是“賂秦”。六國的失敗，主要是政治上保守，因循守舊，不重視改革，不能堅持“合縱”政策去對付秦國的“連橫”政策，被秦國遠交近攻的手段各個擊破。另一方面，秦孝公任用商鞅變法，使秦國國力大增，具備了統一中國的實力。加上戰國長期的戰亂，民不聊生，由分裂到統一，符合人們的愿望。秦國統一中國，是歷史發展的必然趨勢。蘇洵對此并非不知，他在文中也承認這一點：“以賂秦之地，封天下之謀臣;以事秦之心，禮天下之奇才，并力西向，則吾恐秦人食之不得下咽也。”然而作者用意不在此，他的意圖是點明賂秦是六國滅亡的原因，以此警告宋朝統治者，不要用賄賂的方法對待契丹和西夏，要用武力，要抵抗。明代何仲默說過：“老泉論六國賂秦，其實借論宋賂契丹之事，而卒以此亡，可謂深謀先見之識矣。”

宋朝建國后，宋太祖片面地接受唐朝藩鎮割據，尾大不掉，以至滅亡的教訓，采取了“虛外實內”的政策，削弱邊關的實力，調集重兵駐守京城。結果造成了邊關的空虛。遼國乘虛而入，屢犯邊疆。宋太宗繼位后，曾兩次派兵擊遼，均遭失敗。后宋太宗兩次進攻幽州，企圖奪回幽云十六州，又遭敗績。真宗景德元年(1004年)，遼大兵壓境，直逼澶州城下(今河南濮陽)，威脅汴京開封。于是，宋與遼簽定了“澶淵之盟”，答應向遼輸歲幣銀十萬兩，絹二十萬匹。到了仁宗慶歷二年(1042年)，遼再次要挾，宋只得增加幣銀十萬兩，絹十萬匹。第二年(1043年)，西夏也來要，又是賜歲幣銀十萬兩，絹十萬匹，茶三萬斤。人民的血汗就在這種納賜之中，付之東流。蘇洵對此痛心疾首，他借古喻今，縱橫恣肆，痛陳利弊，對當權者進行規勸，希望其改弦易轍，增強國力，與敵斗爭。蘇洵的議論雖不無可商榷處，但總的立論是正確的，并且不幸為蘇洵所言中：就在蘇洵死后六十年，終于發生了“靖康之變”(1126年)，北宋重蹈了六國的覆轍，為后起的金所滅，徽、欽二帝被俘，客死異國他鄉。

《六國論》除去在立論上具有借題發揮、借古喻今的寫作特點外，在論證的嚴密性、語言的生動性上也堪稱典范。第一段的邏輯性是非常嚴密的。作者開篇亮出觀點：“六國破滅，非兵不利，戰不善，弊在賂秦。”開宗明義，直截了當，使讀者一眼就抓住了論者的中心。然后，作者解釋論點：“賂秦而力虧，破滅之道也。”這就指出了賄賂的危害，言簡意賅，要言不煩。再后，作者設問：“六國互喪，率賂秦耶?”答曰：“不賂者以賂者喪。蓋失強援，不能獨完。”這就使得文章邏輯嚴密，無懈可擊。最后一句總結全段：“故曰弊在賂秦也。”這一段起到了“綱”的作用，后面的二、三兩段實際上是圍繞第一段展開的。

本文的語言生動有力。議論性的句子簡捷有力，敘述性的句子生動感人。比如：“思厥先祖父，暴霜露，斬荊棘，以有尺寸之地。子孫視之不甚惜，舉以予人，如棄草芥。今日割五城，明日割十城，然后得一夕安寢。起視四境，而秦兵又至矣。”這些敘述語言本身帶有主觀感情，還有描述的特點。作者還運用引用、對比、比喻等手法，使語言靈活多樣，增強了表達效果。本文的句式也整飭有度，特別是四字句占了一定比例，讀起來鏗鏘有力，擲地有聲，富有節奏感。文章史實論據典型、充分，分析、對比、比喻等論證具有很強的邏輯性和說服力，句式多變，感情激切，富有感染力。本文雖是史論，但作者本意不在于論證六國滅亡的原因，而在于引出歷史教訓，諷諫北宋王朝放棄妥協茍安的政策，警惕重蹈六國滅亡的覆轍。

歐陽修評價蘇洵的文章說：“吾閱文士多矣，獨喜尹師魯、石守道，然意猶有所未足，今見子(蘇洵)之文，吾意足矣。”的確如此，蘇洵此文，奔騰上下，縱橫出入，氣勢猶如江河決口。他見識深遠，眼光犀利，議論精辟透徹，足警世人。無怪乎本文近千年來盛傳不衰!

《六國論》選自《嘉佑集》卷三。這是蘇洵所寫的《權書》中的一篇，《權書》共10篇，都是史論的性質。

本文的歷史背景應從兩個角度著眼：一是作者論述的六國滅亡那個歷史時期的情況，借以了解作者立論的根據;二是作者所處的北宋時代的歷史狀況，借以明確作者撰寫此文的針砭現實的意義及其寫作上的特點。

在中國歷史上，戰國是群雄割據的時代。《六國論》中的“六國”，就是指戰國七雄中除秦國以外的齊、楚、燕、韓、趙、魏六個國家。秦國本來是個弱小落后的國家，經過商鞅變法的徹底改革，經濟和軍事實力都強大起來;而原本強盛的六國卻因宗法勢力的強大，因循守舊，經濟和軍事實力日益衰落。秦強盛起來后，積極向東方發展，奪取六國的土地。六國也曾聯合起來對抗秦國，這就是所謂“合縱”。但他們又各有自己的打算，所以這種聯合并不鞏固。秦國采取“遠交近攻”的軍事戰略，韓、魏、楚三國都緊靠秦國，因此直接受到秦國的威脅和侵略，在秦國強大的軍事和外交攻勢下，紛紛割地求和，并最早被消滅，齊、燕、趙三國隨之相繼滅亡。六國滅亡，“非兵不利，戰不善”，其原因是多方面的，絕不僅僅是因為割地賂秦。蘇洵不從其他方面去論證，而抓住六國破滅“弊在賂秦”這一點來論證，是為其針砭現實服務的。

北宋建國以后，鑒于唐末藩鎮割據，五代軍人亂政，因而實行中央集權制度，解除節度使的權力，派遣文臣做地方官，派官員到地方管理財政，由皇帝直接控制禁軍，將地方的政權、財權、軍權都收歸中央。為了防范武將軍權過重，嚴令將帥不得專兵，甚至外出作戰，也必須按皇帝頒發的陣圖行事。將官經常輪換，兵不識將，將不識兵，致使軍隊沒有戰斗力。這樣的措施雖然杜絕了軍閥擁兵作亂，但是也造成軍事上的衰頹。北宋建國后一百年間，北宋軍隊與契丹、西夏軍隊大小六十余戰，敗多勝少。北宋加強中央集權的措施，導致官僚機構膨脹和軍隊不斷擴充。到北宋中期，官俸和軍費開支浩大，政府財政入不敷出。北宋政府實行不限制兼并的政策，土地集中現象嚴重，貴族占有大量土地，社會矛盾尖銳。政治上的專制腐敗，軍事上的驕惰無能，帶來外交上的極端軟弱。到蘇洵生活的年代，北宋每年要向契丹納銀二十萬兩，絹三十萬匹;向西夏納銀十萬兩，絹十萬匹，茶三萬斤。這樣賄賂的結果，助長了契丹、西夏的氣焰，加重了人民的負擔，極大地損傷了國力，帶來了無窮的禍患。也就是說當時的北宋四周環伺，政策上求和，積貧積弱，而蘇洵正是針對這樣的現實撰寫《六國論》的。

蘇洵寫這篇文章并不是單純地評論古代的歷史事件，而是借古諷今，警告北宋統治者不要采取妥協茍安的外交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