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當代作家中，汪曾祺是一位文體意識新穎強烈的作家，他不斷進行文體創新實踐，從而使其作品形成了獨特的文體風格，下面就是小編給大家整理的汪曾祺散文炒米和焦屑，希望大家喜歡。

　　汪曾祺散文：炒米和焦屑

　　小時讀《板橋家書》：“天寒冰凍時暮，窮親戚朋友到門，先泡一大碗炒米送手中，佐以醬姜一小碟，最是暖老溫貧之具”，覺得很親切。鄭板橋是興化人，我的家鄉是高郵，風氣相似。這樣的感情，是外地人們不易領會的。炒米是各地都有的。但是很多地方都做成了炒米糖。這是很便宜的食品。孩子買了，咯咯地嚼著。四川有“炒米糖開水”，車站碼頭都有得賣，那是泡著吃的。但四川的炒米糖似也是專業的作坊做的，不像我們那里。我們那里也有炒米糖，像別處一樣，切成長方形的一塊一塊。也有搓成圓球的，叫做“歡喜團”。那也是作坊里做的。但通常所說的炒米，是不加糖黏結的，是“散裝”的;而且不是作坊里做出來，是自己家里炒的。

　　說是自己家里炒，其實是請了人來炒的。炒炒米也要點手藝，并不是人人都會的。入了冬，大概是過了冬至吧，有人背了一面大篩子，手執長柄的鐵鏟，大街小巷地走，這就是炒炒米的。有時帶一個助手，多半是個半大孩子，是幫他燒火的。請到家里來，管一頓飯，給幾個錢，炒一天。或二斗，或半石;像我們家人口多，一次得炒一石糯米。炒炒米都是把一年所需一次炒齊，沒有零零碎碎炒的。過了這個季節，再找炒炒米的也找不著。一炒炒米，就讓人覺得，快要過年了。

　　裝炒米的壇子是固定的，這個壇子就叫“炒米壇子”，不作別的用途。舀炒米的東西也是固定的，一般人家大都是用一個香煙罐頭。我的祖母用的是一個“柚子殼”。柚子，——我們那里柚子不多見，從頂上開一個洞，把里面的瓤掏出來，再塞上米糠，風干，就成了一個硬殼的缽狀的東西。她用這個柚子殼用了一輩子。

　　我父親有一個很怪的朋友，叫張仲陶。他很有學問，曾教我讀過《項羽本紀》。他薄有田產，不治生業，整天在家研究易經，算卦。他算卦用蓍草。全城只有他一個人用蓍草算卦。據說他有幾卦算得極靈。有一家，丟了一只金戒指，懷疑是女傭人偷了。這女傭人蒙了冤枉，來求張先生算一卦。張先生算了，說戒指沒有丟，在你們家炒米壇蓋子上。一找，果然。我小時就不大相信，算卦怎么能算得這樣準，怎么能算得出在炒米壇蓋子上呢?不過他的這一卦說明了一件事，即我們那里炒米壇子是幾乎家家都有的。

　　炒米這東西實在說不上有什么好吃。家常預備，不過取其方便。用開水一泡，馬上就可以吃。在沒有什么東西好吃的時候，泡一碗，可代早晚茶。來了平常的客人，泡一碗，也算是點心。鄭板橋說“窮親戚朋友到門，先泡一大碗炒米送手中”，也是說其省事，比下一碗掛面還要簡單。炒米是吃不飽人的。一大碗，其實沒有多少東西。我們那里吃泡炒米，一般是抓上一把白糖，如板橋所說“佐以醬姜一小碟”，也有，少。我現在歲數大了，如有人請我吃泡炒米，我倒寧愿來一小碟醬生姜，——最好滴幾滴香油，那倒是還有點意思的。另外還有一種吃法，用豬油煎兩個嫩荷包蛋——我們那里叫做“蛋癟子”，抓一把炒米和在一起吃。這種食品是只有“慣寶寶”才能吃得到的。誰家要是老給孩子吃這種東西，街坊就會有議論的。

　　我們那里還有一種可以急就的食品，叫做“焦屑”。糊鍋巴磨成碎末，就是焦屑。我們那里，餐餐吃米飯，頓頓有鍋巴。把飯鏟出來，鍋巴用小火烘焦，起出來，卷成一卷，存著。鍋巴是不會壞的，不發餿，不長霉。攢夠一定的數量，就用一具小石磨磨碎，放起來。焦屑也像炒米一樣。用開水沖沖，就能吃了。焦屑調勻后成糊狀，有點像北方的炒面，但比炒面爽口。

　　我們那里的人家預備炒米和焦屑，除了方便，原來還有一層意思，是應急。在不能正常煮飯時，可以用來充饑。這很有點像古代行軍用的“糒”。有一年，記不得是哪一年，總之是我還小，還在上小學，黨軍(國民革命軍)和聯軍(孫傳芳的軍隊)在我們縣境內開了仗，很多人都躲進了紅十字會。不知道出于一種什么信念，大家都以為紅十字會是哪一方的軍隊都不能打進去的，進了紅十字會就安全了。紅十字會設在煉陽觀，這是一個道士觀。我們一家帶了一點行李進了煉陽觀。祖母指揮著，特別關照，把一壇炒米和一壇焦屑帶了去。我對這種打破常規的生活極感興趣。晚上，爬到呂祖樓上去，看雙方軍隊槍炮的火光在東北面不知什么地方一陣一陣地亮著，覺得有點緊張，也覺得好玩。很多人家住在一起，不能煮飯，這一晚上，我們是沖炒米、泡焦屑度過的。沒有床鋪，我把幾個道士誦經用的蒲團拼起來，在上面睡了一夜。這實在是我小時候度過的一個浪漫主義的夜晚。

　　第二天，沒事了，大家就都回家了。

　　炒米和焦屑和我家鄉的貧窮和長期的動亂是有關系的。

　　汪曾祺基本介紹

　　汪曾祺(1920年03月05日——1997年05月16日),江蘇高郵人，當代作家、散文家、戲劇家。早年畢業于西南聯大，歷任中學教師、北京市文聯干部、《北京文藝》編輯、北京京劇院編輯。在短篇小說創作上頗有成就。著有小說集《邂逅集》，小說《受戒》《大淖記事》，散文集《蒲橋集》，大部分作品，收錄在《汪曾祺全集》中。被譽為“抒情的人道主義者，中國最后一個純粹的文人，中國最后一個士大夫。”

　　汪曾祺散文特色

　　汪曾祺的散文沒有結構的苦心經營，也不追求題旨的玄奧深奇，平淡質樸，娓娓道來，如話家常。汪曾祺曾說過：“我覺得傷感主義是散文的大敵。挺大的人，說些姑娘似的話……我是希望把散文寫得平淡一點，自然一點，家常一點的。”因此品讀汪曾祺的散文好像聆聽一位性情和藹、見識廣博的老者談話，雖然話語平常，但饒有趣味。如《葡萄月令》。

　　汪曾祺的散文寫風俗，談文化，憶舊聞，述掌故，寄鄉情，花鳥魚蟲，瓜果食物，無所不涉。在《夏天的昆蟲》中，他向讀者介紹了蟈蟈、蟬、蜻蜓、螳螂的品種、習性和孩童捕捉昆蟲的情形。如他說：“叫蛐子(蟈蟈的俗稱)是可以吃的。得是三尾的，腹大多子。扔在枯樹枝火中，一會兒就熟了。味極似蝦”。說北京的孩子在竹竿上涂上黏膠捉蟬。作者小時候用蜘蛛網捉蟬"選一根結實的長蘆葦，一頭撅成三角形，用線縛住，看見有大蜘蛛網就一絞，三角里絡滿了蜘蛛網,很黏。瞅準了一只蟬，輕輕一捂，蟬的翅膀就被粘住了。"讀到此處，不覺會心一笑，好像說的就是我自己童年的情形。

　　文如其人，汪曾祺散文的平淡質樸，不事雕琢，緣于他心境的淡泊和對人情世故的達觀與超脫，即使身處逆境，也心境釋然。在被打為右派下放勞動的日子里，他奉命畫出了一套馬鈴薯圖譜。他認為在馬鈴薯研究站畫圖譜是“神仙過的日子”，畫完一個整薯，還要切開來畫一個剖面，畫完了，“薯塊就再無用處，我于是隨手埋進牛糞火里，烤烤，吃掉。我敢說，像我一樣吃過那么多品種的馬鈴薯，全國蓋無二人。”

　　汪曾祺的散文不注重觀念的灌輸，但發人深思。如《吃食和文學》的《苦瓜是瓜嗎》，其中談到苦瓜的歷史，人對苦瓜的喜惡，北京人由不接受苦瓜到接受，最后談到文學創作問題：“不要對自己沒有看慣的作品輕易地否定、排斥”“一個作品算是現實主義的也可以，算是現代主義的也可以，只要它真是一個作品。作品就是作品。正如苦瓜，說它是瓜也行，說它是葫蘆也行，只要它是可吃的。”

　　價值意義

　　當今社會，由于復制技術造成的那種虛擬幻化的“大文化”、“大話語”、“大敘事 ”，因為它們的虛幻和刻板，已經不再具備可體驗的審美特征。真正具有可體驗的美的特征的，恰好是真實的個體生存中的無時無刻不在的“小文化”“小話語”“小敘事”。汪曾祺在中國當代文壇上的貢獻，就在于他對“大文化”“大話語”“大敘事”的解構，在于他對個體生存的富有人情味的真境界的昭示和呼喚，在于他幫助人們發現了就在自己身邊的“凡人小事”之美。美在身邊，美在本分。汪曾祺散文的精神氣質和藝術神韻之所以能對讀者產生強大的魅力，就在于他對“凡人小事”的審視，能做到自小其“小”，以小見大，而不是自大其“小”，以小媚“大”。必須指出，汪曾祺寫“凡人小事”的小品文深蘊著他獨特的人生體驗，但其效用并不只是自娛一己的性情，他強調自己的作品還應于世道人心有補，于社會人生有益，決不是要把個人與社會隔離開來，對立起來。

　　他的作品間或也流露出道家主張的隨緣自適、自足自保的悠然任化的意趣，但斷然有別于魏晉文人的清談和頹廢，在本質上他對人生的理解和描繪是樂觀向上的，相信“人類是有希望的，中國是會好起來的”。現代藝術，太多的夸飾，太多的刺激，太多的借助聲光電氣。汪曾祺則是要從內容到形式上建立一種原汁原味的“本色藝術”或“綠色藝術”，創造真境界，傳達真感情，引領人們到達精神世界的凈土。

　　現代人的生活節奏越來越快，身邊的“凡人小事”還沒來得及完全呈現自己的意義就被拋到記憶的背后。由此看來，人們除了被“忙”包裹、擠壓之外，似乎根本體驗不到人生還有什么其他樂趣。汪曾祺的散文在向人們發出這樣的吁請：慢點走，欣賞你自己啊!

　　汪曾祺小說特色

　　汪曾祺的小說充溢著“中國味兒”。他說：“我是一個中國人”，“中國人必然會接受中國傳統思想和文化影響”。儒、道、佛三家，“比較起來，我還是接受儒家的思想多一些”;不過，“我不是從道理上，而是從感情上接受儒家思想的”。正因為他對傳統文化的摯愛，因而在創作上追求回到現實主義，回到民族傳統中去。在語言上則強調著力運用中國味兒的語言。這是他藝術追求的方向，也是他小說的靈魂。 曾祺小說中流溢出的美質，首先在于對我們民族心靈和性靈的發現，以近乎虔敬的態度來抒寫民族的傳統美德。他說：“我寫的是美，是健康的人性”。而美與健康的人性，不論在多么古老的民族傳統中，永遠是清新得如同荷風露珠一般。為此他寫成了膾炙人口《受戒》和《大淖記事》。《受戒》中一對活潑可愛的小兒女之間萌發的天真無邪的朦朧愛情，蘊含著對生活和人生的熱愛，洋溢著人性和人情的歡歌。這種內在的歡樂情緒同古代樂府和民間情歌相同。《大淖記事》的愛情故事略為曲折。娟美可人的巧云和年輕風流的錫匠十一子純真赤誠的愛情遭到野蠻的蹂躪，然而無比堅貞的愛竟可使生者死、死者生，使所有人為之敬佩，文中描寫的錫匠形象尤為鮮明。這是令作家“向往”和“驚奇”的美，它深藏在民間，深藏在我們民族的傳統中。

　　然而，它在展示美與健康的人性的同時，也常常對人性的丑惡發出深沉的嘆喟。 《釣人的孩子》反映的是貨幣使人變魔鬼，《珠子燈》揭示的是封建貞操觀念的零落，《職業》寫的是失去童年的“童年”和人世多辛苦，《陳小手》更揭示了封建主義、男權專制的殘暴。當然，作者也無意掩飾我們民族心理和性格的弱質。《異秉》中對市井平民沿襲為常的僵硬刻板生活，于生無望而求助于“異秉”的猥瑣心理，也進行了不無調侃的諷刺：《八千歲》中米店老板的心理自我調節也頗似阿Q。

　　對于自卑、平庸、麻木的心理狀態，作者都有所針砭，但畢竟同情與悲憫要多于批判。因為在作者看來，今天寫過去的事，需要經過反復沉淀，除凈火氣，特別是除凈感傷主義。所以即使在《八月驕陽》中寫老舍之死時，也只是將一腔憤懣深藏在凄清和冷寂中。除凈火氣、感傷，達到恬靜、淡泊，可說是汪曾祺小說的主要風格，也是他自己饒有特色的“抒情現實主義的心理基礎”。但也誠如林斤瀾所說：“‘除凈火氣’，也可能除凈了‘血氣’。除凈了‘感傷’，也可能除凈了‘創傷’。”

　　
看過“汪曾祺散文炒米和焦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