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下是網小編為大家整理的關于顧愷之《洛神賦圖》的創作心境，歡迎大家閱讀與借鑒。

　　《洛神賦圖》是東晉著名畫家顧愷之(348年～409年)的繪畫作品。原作已佚，今存有宋代摹本五卷，皆絹本設色，分別藏于故宮博物院、臺北故宮博物院、遼寧省博物館和美國弗里爾美術館等處。

　　說到這幅中國的傳世名畫，我們首先要問一個問題。這就是，顧愷之為什么要繪制《洛神賦圖》這幅畫?不妨，我們先了解一下“洛神”是何許人也。古有傳說，在顧愷之生活的年代，當年的洛水兩岸，流傳著一個膾灸人口的洛神宓妃的故事。宓妃，她是傳說中伏羲氏的女兒，因她迷戀洛水兩岸的美麗景色，從而溺水降臨人間。后來，三國時期的曹魏文學家曹植，他在回返自己封地的途中經過洛水，想起了“洛神”的故事。由此，曹植借古人的傳說作賦，寫了一偏《洛神賦》，此后，這篇辭賦成為了中國文學史上的名篇之作。

　　在《洛神賦》中，曹植開篇就寫道：“黃初三年，余朝京師，還濟洛川。古人有言：斯水之神，名曰宓妃。”由此，曹植開始遙想這位傳說中的，美麗而多情的“洛神”形象，他把“洛神”作為自己美好理想的象征，寄托了自己對美好愿望的傾心，以及遐想夢幻愛情的一種情景。同時，他又虛構了向“洛神”求愛的故事，象征了自己對美好志向夢寐以求的熱烈尋覓。在這篇辭賦中，曹植通過移植自己戀愛失敗的描寫，以此表達了自己對理想的追求歸于破滅。

　　不過，歷史上也有另一種說法，說曹植寫的《洛神賦》，在他生前并不叫此名，而是叫《感甄賦》。相傳，在曹植年輕的時候，他看中了一位姓甄的美麗姑娘，想娶她為妻，而甄氏也很愛慕他的才華，只是兩人有情而不遂人愿。當曹植的父親曹操，知道了甄氏美麗、聰明、賢惠，他便為大兒子曹丕迎娶了甄氏。后來，甄氏成了曹丕的甄妃。

　　公元220年，曹操死后，曹丕繼位。從此，曹植與甄妃見面的機會猶如隔世，但兩人的愛慕之情卻藕斷絲連。后來，身為帝王的曹丕又娶了郭貴妃，因此甄妃失寵，此后甄妃又觸怒曹丕，最終被賜死。黃初三年(222年)，曹植到洛陽朝見曹丕，甄妃的兒子曹睿奉旨宴請曹植。未想到，曹植見到曹睿，談起了甄妃的慘死，潸然而淚下。戲劇的是，當曹丕知道了甄妃與弟弟曹植的心思后，他并沒有降罪，而是把甄妃用過的枕頭送給曹植。見物思情，曹植心里更加難受，他謝過曹丕就匆匆的離開了京都。出了京都的洛陽城，曹植來到洛水岸邊，人困馬乏，他面對著夕陽和滔滔的洛河水出神。突然，他仿佛看到一個非常美麗的女子，象似一朵出水芙蓉緩緩地從碧波中升起，隨著波濤，輕悠飄然地來到岸邊。這女子便是洛神。恍惚中，曹植猶如夢一般地觸景生情，嘆感現實與夢幻的遙遠。于是，為了隱喻自己的政治失利，用虛構的手法寫了一篇賦，題名為《感甄賦》。

　　公元226年，魏文帝曹丕駕崩，甄妃兒子曹睿繼位，追封生母甄妃為文昭皇后。傳說，曹睿讀了曹植寫的這篇辭賦，心里即嘆感又矛盾，總覺得用《感甄賦》之名，過于直白了小叔子對嫂子的茍且之情。公元232年，曹植抑郁而亡。為此，魏明帝曹叡下詔改《感甄賦》為《洛神賦》。

　　眾所周知，傳說未必是歷史的真實。同樣，真實的歷史也能變成傳說。但是，不論是傳說還是歷史，不論是曹植的《感甄賦》還是《洛神賦》，它都給后世蒙上各種各樣的色彩。

　　有趣的是，在曹植死后的一百多年，顧愷之借《洛神賦》為題材，用生動形象的繪畫語言創作了《洛神賦圖》。可以說，這是畫家用悲情而浪漫的敘事手法，繪制了一幅完整的《洛神賦》中的文學意境。同時，此幅作品也是長卷式的故事性繪畫。雖然，我們今天看不到顧愷之的真跡，但現存的宋人摹本，在一定程度上也讓我們看到了顧愷之的藝術特點。可謂是，千年之后，亦可遙窺其筆墨神情。不可否認，即便是宋人摹本，但此圖無論從內容、藝術結構、人物造形、環境描繪和筆墨表現的形式來看，都不愧為中國古典繪畫中的瑰寶之一。

　　那么，顧愷之繪制《洛神賦圖》的心境是什么呢?這一點，由于他留存下來的真跡、史料稀缺，故而很難分析他創作此圖的心境。不過，我們大致可以從他的畫跡目錄中，了解到一些他的創作心跡。聯系起來看，創作敘事性的繪畫題材，是顧愷之的心境所在。這一點，在唐宋時期的文字記載中，我們散見到《夏禹治水圖》、《皇初平牧羊圖》、《女史箴圖》、《古賢圖》等敘事性作品，讓我們了解到顧愷之繪制敘事性繪畫的初衷。這種心境表現出畫家的態度與體驗，以及關注現實社會生活的情趣性。

　　其中，《女史箴》是西晉文學家張華撰寫的歷代賢記事跡，目的是借古人的故事，教育宮廷女人要以史為鑒戒，自覺遵守清規戒律。此文，被當時奉為“苦口陳箴、莊言警世”的名篇。為此，顧愷之根據《女史箴》的主要內容，繪制了《女史箴圖》。此圖每段都包含一個古代宮廷女人的“模范”故事，并在每段前面抄錄了張華的一段賦，形象地提示了箴文的含義。

　　由此可見，顧愷之的繪畫思想與創作活動，不僅在思想上具體的表現出政治題材的教化功能，同時也反映出他在繪畫創作中的心跡。這種心跡既表現出他的政治性和社會性意圖，亦表現出他在官場上的心態。可以說，他是傳承了漢代繪畫深受儒家思想的影響，使之成為“傳道、授業、解惑”的宣傳工具，發揮著“惡以誡世，善以示后”的教化功能。這里，不可回避顧愷之具有把握時政的洞察力，以及周旋于官場上的經驗。無疑，在他許多畫跡目錄中可以證實。

　　為此，我們有必要研究一下顧愷之的出生與經歷。據載，顧愷之出生在晉陵無錫(今江蘇無錫)的士族家庭。愷之，字長康，小字虎頭，故世人又叫他顧虎頭。顧氏，原為江南望族，士族階層。他的父親顧悅之、祖父顧毗、以及曾祖父等都是當時的高官。其父顧悅之為官較為耿直義行，雖歷任揚州別駕、尚書右丞，但在仕途中也被廢過庶人。

　　《晉書·顧愷之傳》曰：“愷之有三絕：才絕、畫絕、癡絕。”才絕——是贊賞他的博學有才氣，工詩賦、書法，尤善繪畫等;畫絕——特指他精于繪制人像、佛像、禽獸、山水等;癡絕——是敬佩他不合流俗的人格精神。據此分析，顧愷之的“才絕、畫絕、癡絕”就是他的精神所在。其“三絕”之和，自然造就了顧愷之作畫意在傳神的繪畫思想。他著有《論畫》、《魏晉勝流畫贊》、《畫云臺山記》等著作。其中，“遷想妙得”、“以形寫神”等繪畫論點，對中國繪畫的發展有著很大的影響。

　　論其“畫絕”，顧愷之的確是一位天才的畫家。當年，愷之二十歲左右，其父顧悅之在朝中任尚書左丞，家住江寧(今南京)瓦棺寺東北，正巧遇到瓦棺寺勸募建院。為此，顧愷之就為瓦棺寺建院募捐，繪制維摩詰像壁畫，由此一舉成名。唐代畫家張彥遠著《歷代名畫記》引《京師寺記》載：“興寧中，瓦棺寺初置，僧眾設會請請朝賢鳴剎注疏……長康(顧愷之)曰：宜備一壁，遂閉戶往來一月余日，所畫維摩詰一軀，工畢將欲點眸子……及開戶，光照一寺，施者填咽，俄而得百萬錢。”顯而易見，顧愷之是一個早熟的畫家。

　　顯然，顧愷之在繪制瓦棺寺壁畫之前，他的繪畫天賦就已具備，否則也輪不上他繪制維摩詰像壁畫。當然，顧愷之的天賦也得到貴人相助，特別是他勤于為政治名人畫像，為他在日后的藝術成就上奠定了基礎。其中，東晉最著名的政治家、軍事家謝安對他就十分賞識，稱贊他的繪畫為“蒼生以來，未之有也”。這一點，我們從散見于唐宋時期的文字記載中，他為政治名人畫像的畫跡甚多。列舉有《司馬宣王像》、《謝安像》、《桓溫像》、《桓玄像》、《劉牢之像》、《王安期像》、《阮脩像》、《阮咸像》、《晉帝相列像》、《殷仲像》、《魏晉名臣畫像》、《中朝名士像》、《司馬宣王并魏二太子像》、《蘇門先生像》等等。可見一斑，顧愷之最擅長的是繪制人物像，而且都是為政治名人畫像，這也證明了他在官場社會中的活動能力。

　　值得一提的是，縱觀顧愷之在人物畫上的線條技巧，其線條圓轉，后人稱之為“春蠶吐絲”，或叫“高古游絲描”，這種技法是受篆書的影響。毫不夸張地說，他的線條氣味古樸，其用筆的功力，線條的質量，都是后人很難達到的。除此，顧愷之的詩詞、歌賦也很優美。可惜，他所著《愷之文集》早已失傳，留下來的極少。現存的僅有《觀濤賦》、《箏賦》、《四時詩》、《水贊》等幾篇。不過，他對自己在文學方面很自負，自稱所作《箏賦》可比嵇康的《琴賦》。他曾對人說：“吾賦之比嵇康《琴賦》，不賞者，必以后出相遺，深識者，亦當以高奇見貴”。當然，這種比較大有文人相輕的味道。但是，我們從他的《四時詩》中，確實也見到了四季的美麗：

　　春水滿四澤、夏云多奇峰，秋月揚明輝，冬嶺秀孤松。

　　寥寥四句形神皆出，這是他以詩當畫，用清晰形象的文字勾勒出的四季風光畫，表現出畫家觀察事物的能力。不言而喻，具有如此的詩文寫形的才華，加之他最擅長的人物畫，所以在《洛神賦圖》的繪畫語言上，他極富想象又完美地傳達了原賦的思想境界，讓欣賞者真切地感受到原作所傳達的思想。

　　在《洛神賦圖》中，我們一是看到了悲情的人神有別的眷情;二是借“洛神”賦予了詩人與畫家的精神寄托，具有失落無限的情愫;三是借賦而“遷想妙得”的托意，用“以形寫神”表達了畫家對《洛神賦》的理解與再呈現，流露出畫中人物“若往若還”的矛盾心態。特別是畫上的奇異神獸，不僅具有強烈的神話氣氛，而且還帶有中國古典的浪漫主義色彩。這是顧愷之用文學性來繪制《洛神賦圖》的意義所在。

　　據記載，顧愷之出身行伍，但他從二十歲左右到五十歲后，他的仕途并不順利，似乎在軍中一直做個參軍。起初，他在桓溫的大司馬府擔任參軍。桓溫去世后，他轉而依附殷仲堪，任荊州刺史府的參軍。后來，殷仲堪對抗朝廷，被桓溫之子桓玄討伐，逼令自殺，顧愷之又改投在桓玄的門下。直到晚年，他才進入中央政府任散騎常侍，成為輪流值班的秘書。不過，他在這個官職上任職不久就去世了，終年六十有余。雖然，顧愷之的官職一直不高，但他會動情的做人做事，故而有人敬佩他的癡絕，與他的才絕、畫絕都頗有名氣。

　　事實上，作為封建時代的畫家，顧愷之并非是現代意義上的畫家，他類似于今天的軍中文職，或是為政客服務的畫家。慶幸的是，他的藝術生命是天賦大于才智，故而在官場上不合流俗，才獲得“癡絕”之名。也許，是顧愷之在參軍位置上不與人爭，使得他的“癡絕”之名，成就了他在繪畫方面自我完善。

　　據記載，顧愷之最初在桓溫麾下任參軍，他相當崇拜桓溫。桓溫去世后，他悲傷至極，作詩云：“山崩溟海竭，魚鳥將何依。人問之曰：卿憑重桓乃爾，哭之狀其可見乎?”可見，他的表白是對桓溫的肺腑感言。也許，正因為身為畫家的顧愷之不合流俗，甚至是忠心耿耿的任職，他此后又在桓玄政治上失利后，竟也安然無恙，照樣改換了門庭。當桓玄起兵篡位，劉裕舉兵討伐桓玄，桓玄兵敗而逃。不久，劉裕北伐南燕，顧愷之特地為劉裕北伐寫《祭牙文》，曰：“維年月日，錄尚書事豫章公裕，敢告黃帝蚩尤五兵之靈。兩儀有正，四海有王。晉命在天，世德重光。烈烈高牙，闐闐伐鼓。白氣經天，闡揚神武……”此文，以揚劉裕大軍的軍威。這就是顧愷之周旋于官場上的經驗。

　　在東晉時代的動蕩中，大大小小的戰爭幾乎是天天在打。然而，顧愷之作為軍中文職的畫家，既能屢次改換門庭，且也安然無恙，這說明他是一個沒有什么政治傾向的畫匠，更談不上有什么政治抱負的軍旅畫家。如果，他具有某種政治傾向，那么他就不會有繪畫方面的成就。矛盾的是，除了他熱衷為政治名人畫像，最快樂的就是“遷想妙得”的作畫。因為他有常人沒有的“癡絕”性格，所以“癡絕”充實了他在“才絕”和“畫絕”方面的才智。

　　當然，鑒于曹植《洛神賦》在中國文學史上的地位，顧愷之繪制《洛神賦圖》一定是有他借賦作圖的意義。但是，這種意義不會是什么政治意義，唯一的是他在繪制政治名人像的同時，他也時常產生無奈之舉。故而，我們從他留存下來的畫跡目錄中，也看到了他對繪制女人題材的興趣。如《阿谷處女扇圖》、《列女仙》、《三天女圖》、《貴陽王美女圖》等。這些有關女人題材的作品，從另一個角度來看，顧愷之的繪畫情由也不乏俗世。

　　也許，正是《洛神賦》中人神情緣故事的美麗與傷情，給了顧愷之繪制《洛神賦圖》的緣由;也正是《洛神賦》的悲情故事與曹植的抑郁性，為顧愷之繪制《洛神賦圖》提供了一種隨情的共鳴。否則，顧愷之的《洛神賦圖》也不可能成為一個時代的名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