魯迅的雜文《曲的解放》
民國七年(1918年)5月,以魯迅為筆名發表中國現代文學史上第一篇用現代體式創作的白話短篇小說《狂人日記》,是他影響最為廣泛的筆名。小編為大家整理了魯迅的雜文《曲的解放》,希望大家喜歡。
《曲的解放》
“詞的解放”已經有過專號,詞里可以罵娘,還可以“打打麻將”。
曲為什么不能解放,也來混賬混賬?不過,“曲”一解放,自然要“直”,——后臺戲搬到前臺——未免有失詩人溫柔敦厚之旨,至于平仄不調,聲律乖謬,還在其次。
《平津會》雜劇
(生上):連臺好戲不尋常:攘外期間安內忙。只恨熱湯滾得快,未敲鑼鼓已收場。(唱):
〔短柱天凈紗〕 熱湯混賬——逃亡!
裝腔抵抗——何妨?
(旦上唱): 模仿中央榜樣:
——整裝西望,商量奔向咸陽。
(生):你你你……低聲!你看咱們那湯兒呀,他那里無心串演,我這里有口難分,一出好戲,就此糟糕,好不麻煩人也!
(旦):那有什么:再來一出“查辦”好了。咱們一夫一婦,一正一副,也還夠唱的。
(生):好罷!(唱):
〔顛倒陽春曲〕 人前指定可憎張,罵一聲,不抵抗!
(旦背人唱):百忙里算甚糊涂賬?只不過假裝腔,便罵罵又何妨?
(丑攜包裹急上):阿呀呀,噲噲不得了了!
(旦抱丑介):我兒呀,你這么心慌!你應當在前面多擋這么幾擋,讓我們好收拾收拾。(唱):
〔顛倒陽春曲〕 背人摟定可憐湯,罵一聲,枉抵抗。
戲臺上露甚慌張相?只不過理行裝,便等等又何妨?
(丑哭介):你們倒要理行裝!我的行裝先就不全了,你瞧。(指包裹介。)
(旦):我兒快快走扶桑,(生):雷厲風行查辦忙。
(丑):如此犧牲還值得,堂堂大漢有風光。(同下。)
三月九日。
延伸閱讀:
《伸冤》
李頓報告書采用了中國人自己發明的“國際合作以開發中國的計劃”,這是值得感謝的,——最近南京市各界的電報已經“謹代表京市七十萬民眾敬致慰念之忱”,稱他“不僅為中國好友,且為世界和平及人道正義之保障者”(三月一日南京中央社電)了。
然而李頓也應當感謝中國才好:第一,假使中國沒有“國際合作學說”,李頓爵士就很難找著適當的措辭來表示他的意思。豈非共管沒有了學理上的根據?第二,李頓爵士自己說的:“南京本可歡迎日本之扶助以拒共產潮流”,他就更應當對于中國當局的這種苦心孤詣表示誠懇的敬意。
但是,李頓爵士最近在巴黎的演說(路透社二月二十日巴黎電),卻提出了兩個問題,一個是:“中國前途,似系于如何,何時及何人對于如此偉大人力予以國家意識的統一力量,日內瓦乎,莫斯科乎?”還有一個是:“中國現在傾向日內瓦,但若日本堅持其現行政策,而日內瓦失敗,則中國縱非所愿,亦將變更其傾向矣。”這兩個問題都有點兒侮辱中國的國家人格。國家者政府也。李頓說中國還沒有“國家意識的統一力量”,甚至于還會變更其對于日內瓦之傾向!這豈不是不相信中國國家對于國聯的忠心,對于日本的苦心?
為著中國國家的尊嚴和民族的光榮起見,我們要想答復李頓爵士已經好多天了,只是沒有相當的文件。這使人苦悶得很。今天突然在報紙上發見了一件寶貝,可以拿來答復李大人:這就是“漢口警部三月一日的布告”。這里可以找著“鐵一樣的事實”,來反駁李大人的懷疑。
例如這布告(原文見《申報》三月一日漢口專電)說:
“在外資下勞力之勞工,如勞資間有未解決之正當問題,應稟請我主管機關代表為交涉或救濟,絕對不得直接交涉,違者拿辦,或受人利用,故意以此種手段,構成嚴重事態者,處死刑。”這是說外國資本家遇見“勞資間有未解決之正當問題”,可以直接任意辦理,而勞工方面如此這般者……就要處死刑。這樣一來,我們中國就只剩得“用國家意識統一了的”勞工了。因為凡是違背這“意識”的,都要請他離開中國的“國家”——到陰間去。李大人難道還能夠說中國當局不是“國家意識的統一力量”么?
再則統一這個“統一力量”的,當然是日內瓦,而不是莫斯科。“中國現在傾向日內瓦”,——這是李頓大人自己說的。我們這種傾向十二萬分的堅定,例如那布告上也說:“如有奸民流痞受人誘買勾串,或直受驅使,或假托名義,以圖破壞秩序安寧,與構成其他不利于我國家社會之重大犯行者,殺無赦。”這是保障“日內瓦傾向”的堅決手段,所謂“雖流血亦所不辭”。而且“日內瓦”是講世界和平的,因此,中國兩年以來都沒有抵抗,因為抵抗就要破壞和平;直到一二八,中國也不過裝出擋擋炸彈槍炮的姿勢;最近的熱河事變,中國方面也同樣的盡在“縮短陣線”。不但如此,中國方面埋頭剿匪,已經宣誓在一兩個月內肅清匪共,“暫時”不管熱河。
這一切都是要證明“日本……見中國南方共產潮流漸起,為之焦慮”是不必的,日本很可以無須親自出馬。中國方面這樣辛苦的忍耐的工作著,無非是為著要感動日本,使它悔悟,達到遠東永久和平的目的,國際資本可以在這里分工合作。而李頓爵士要還懷疑中國會“變更其傾向”,這就未免太冤枉了。
總之,“處死刑,殺無赦”,是回答李頓爵士的懷疑的歷史文件。請放心罷,請扶助罷。
三月七日。
魯迅雜文特色:
魯迅的雜文與思想的天馬行空相適應,魯迅雜文的語言也是無拘無束而極富創造力的。魯迅的雜文可以說是把漢語的表意、抒情功能發揮到了極致。在他的雜文中:或口語與文言句式夾雜;或排比、重復局勢的交叉運用;或長句與短句、陳述句與反問句的相互交錯,混合著散文的樸實與駢文的華美與氣勢,可謂“深情并茂”。如《記念劉和珍君》中:“真的猛士,敢于直面慘淡的人生,敢于正視淋漓的鮮血。”酣暢淋漓,氣勢可觀。而在另一方面,魯迅雜文的語言又是反規范的,他故意地破壞語法規則,違反常規用法,制造一種不和諧的“拗體”,以打破語言對思想的束縛,同時取得荒誕、奇峻的美學效果。比如他有時將含義相反的或不相容的詞組織在一起,于不合邏輯中顯深刻:“有理的壓迫”、“跪著造反”、“在嫩苗上馳騁”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