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小波的雜文精選(2)
我到荷蘭去旅游，看到運河邊上有個風車，風車下面有一片牧場，就站下來看，然后被震驚了。這片牧場在一片低洼地里，遠低于運河的水面，茵茵的綠草上有些奶牛在吃草。乍看起來不過是一片鄉村景象，細看起來就會發現些別的：那些草地的中央隆起，四周環以淺溝;整個地面像瓦楞鐵一樣略有起伏，下凹的地方和溝渠相接，淺溝通向深溝，深溝又通向渠道。所有的渠道都通到風車那里。這樣一來，哪怕天降大雨，牧場上也不會有積水。水都流到溝渠里，等著風車把它抽到運河里去。如果沒有這樣精巧的排水系統，這地方就不會有牧場，只會有沼澤地。站在運河邊上，極目所見，到處是這樣井然有序的牧場。這些地當然不是天生這樣，它是人悉心營造的結果。假如這種田園出于現代工程技術人員之手，那倒也罷了。實際上，這些運河、風車、牧場，都是十七世紀時荷蘭人的作品。我從十七歲就下鄉插隊，南方北方都插過，從來沒見過這樣的土地。
我在山東老家插過兩年隊，什么活都干過。七四年的春夏之交，天還沒有亮，我就被一陣哇哇亂叫的有線廣播聲吵起來了。這種哇哇的聲音提醒我們，現在已經是電子時代。然后我緊緊褲腰帶，推起獨輪車，給地里送糞。獨輪車很不容易叫我想起現在是電子時代。俗話說得好，種地不上糞，等于瞎胡混;我們老家的人就認這個理。獨輪車的好處在于它可以在各種糟糕的路上走，繞過各種坑和石頭;壞處在于它極難操縱，很容易連人帶車一起翻掉。我們老家的人在提高推車技巧方面不遺余力，達到了雜技的水平。舉例來說，有人可以把車推過門檻，有人可以把它推上臺階。但不管技巧有多高，還是免不了栽跟頭，而且總造成鼻青臉腫的后果。現在我想，與其在車技上下苦功，還不如把路修修--我在歐洲游玩時，發現那邊的鄉間道路極為美好--但這件事就是沒人干。不要說田間的路，就是村里的路也很糟，說不清是路還是坑。
我們老家那些地都在山上。下鄉時我帶了幾雙布鞋，全是送糞時穿壞的。整雙鞋像新的一樣，只是后跟豁開了。我的腳脖子經常抽筋，現在做夢夢到推糞上山，還是要抽筋。而且那些糞也不過是美其名為糞，實則是些墊豬圈的土，學大寨時要湊上報數字，常常剛墊上就挖出來，豬還來不及在上面排泄呢……我去起圈時，豬老詫異地看著我。假如它會說話，肯定要問問我：抽什么瘋呢?有時我也覺得不好意思，就揍它。'被豬看成笨蛋，這是不能忍受的。
坦白地說，我自己絕不可能把一車糞推上山--坡道太陡，空手走都有點喘。實際上山邊上有人在接應：小車推到坡道上，就有人用繩子套住，在前面拉，和兩人之力，才能把車弄上山去。這省了我的勁兒，但從另一個角度來說就更笨了。這道理是這樣的：這一車糞有一百公斤，我和小車加起來，也快有一百公斤了，為了送一百公斤的糞，饒上我這一百公斤已經很笨，現在又來了一個人，這就不止是一百公斤。刨去做無效功不算，有效功不過是送上去一些土，其中肥料的成分本屬虛無縹緲……好在這些蠢事豬是看不到的;假如看到的話，不知它會怎么想：土里只要含有微量它老人家的糞尿，人就要不惜勞力送上高山--它會因此變成自大狂，甚至提出應該誰吃誰的問題……
從任何意義上說，送糞這種工作決不比從低洼地里提水更有價值。這種活計本該交給風能去干，犯不著動用寶貴的人體生物能。我總以為，假如我老家住了些十七世紀的荷蘭人，肯定遍山都是纜車、索道--他們就是那樣的人：工程師、經濟學家、能工巧匠。至于我老家的鄉親，全是些勤勞樸實、缺少心計的人。前一種人的生活比較舒服，這是不容爭辯的。
現在可以說說我是種什么人。在老家時，我和鄉親們相比，顯得更加勤勞樸實、更加少心計。當年我想的是：我得裝出很能吃苦的樣子，讓村里的貧下中農覺得我是個好人，推薦我去上大學，跳出這個火坑……順便說一句，我雖有這種卑鄙的想法，但沒有得逞。大學還是我自己考上的。既然他們沒有推薦我，我就可以說幾句坦白的話，不算占了便宜又賣乖。村里的那些活，弄得人一會兒腰疼，一會兒腿疼，尤其是拔麥子，拔得手疼不已，簡直和上刑沒什么兩樣--十指連心嘛，干嗎要用它們干這種受罪的事呢?當年我假裝很受用，說什么身體在受罪，思想卻變好了，全是昧心話。說良心話就是：身體在受罪，思想也更壞了，變得更陰險，更奸詐……當年我在老家插隊時，共有兩種選擇：一種樸實的想法是在村里苦挨下去，將來成為一位可敬的父老鄉親;一種狡猾的想法就是從村里混出去，自己不當父老鄉親，反過來歌頌父老鄉親。這種歌頌雖然動聽，但多少有點虛偽……站在荷蘭牧場面前，我發現還有第三種選擇。對于個人來說，這種選擇不存在，但對于一個民族來說，它不僅存在，而且還是正途。
王小波的雜文：我看老三屆我也是"老三屆"，本來該念書的年齡，我卻到云南挖坑去了。這件事對我有害，尚在其次，還惹得父母為此而憂慮。有人說，知青的父母都要因兒女而減壽，我家的情況就是如此。做父母的總想庇護未成年的兒女，在特殊年代里，無力庇護，就代之以憂慮。身為人子，我為此感到內疚，尤其是先父去世后更是如此。當然，細想起來，罪不在我，但是感情總不能自已。
在上山下鄉運動中，兩千萬知青境遇不同;有人感覺好些，有人感覺壞些。討論整個老三屆現象，就該把個人感情撤除在外，有顆平常心。老三屆的人對此會缺少平常心，這是可以理解的。從歷史的角度來看，這件事極不尋常。怎么就落在我們身上，這真叫活見鬼了。人生在什么國度，趕上什么樣的年月，都不由自己來決定。所以這件事說到底，還是造化弄人。
上山下鄉是件大壞事，對我們全體老三屆來說，它還是一場飛來的橫禍。當然，有個別人可能會從橫禍中得益，舉例來說，這種特殊的經歷可能會有益于寫作，但整個事件的性質卻不可因此混淆。我們知道，有些盲人眼睛并沒有壞，是腦子里的病，假如腦袋受到重擊就可能復明。假設有這樣一位盲人扶杖爬上樓梯，有個不良少年為了滿足自己無聊的幽默感，把他一腳踢了下去，這位盲人因此復了明，但盲人滾下樓梯依然是件慘痛的事。尤其是踢盲人下樓者當然是個下流胚子，決不能因為該盲人復明就被看成是好人。這是一種簡單的邏輯，大意是說，壞事就是壞事，好事就是好事，讓我們先言盡于此。至于壞事可不可以變成好事，已經是另一個問題了。
我有一位老師，有先天的殘疾，生下來時手心朝下，腳心朝上，不管自己怎么努力，都不能改變手腳的姿態。后來他到美國，在手術臺上被人大卸八塊又裝了起來，勉強可以行走，但又多了些后遺癥。他向我坦白說，對自己的這個殘疾，他一直沒有平常心：我在娘胎里沒做過壞事，怎么就這樣被生了下來?后來大夫告訴他說，這種病有六百萬分之一的發生幾率，換言之，他中了個一比六百萬的大彩。我老師就此恢復了平常心。他說：所謂造化弄人，不過如此而已。這個彩我認了。他老人家在學術上有極大的成就，客觀地說，和殘疾是有一點關系的：因為別人玩時他總在用功。但我沒聽他說過：謝天謝地，我得了這種病!總而言之，在這件事上他是真正地有了平常心。順便說一句，他從沒有坐著輪椅上臺"講用"。我覺得這樣較好。對殘疾人的最大尊重，就是不把他當殘疾人。
坦白地說，身為老三屆，我也有沒有平常心的時候，那就是在云南挖坑時。當時我心里想：媽的!比我們大的可以上大學，我們就該修理地球?真是不公平!這是一類想法。這個想法后來演變成：比我們小的也直接上大學，就我們非得先挖坑后上學，真他媽的不公平。另一類想法是：我將來要當作家，吃些苦可能是大好事。陀思妥耶夫斯基還上過絞首臺哪。這個想法后來演變成：現在的年輕人沒吃苦，也當不了作家。這兩種想法攪在一起，會使人徹底糊涂。現在我出了幾本書，但我卻以為，后一種想法是沒有道理的。假定此說是有理的，想當作家的人就該時常把自己吊起來，想當歷史學家的人就該學太史公去掉自己的男根，想當音樂家的人就該買個風鎬來家把自己震聾，以便像貝多芬，想當畫家的人就該割去自己的耳朵，混充凡·高。什么都想當的人就得把什么都去掉，像個梆子，聽起來就不是個道理。總的來說，任何老三屆優越的理論都沒有平常心。當然，我也反對任何老三屆惡劣的說法。老三屆正在壯年，耳朵和男根齊備，為什么就不如人。在身為老三屆這件事上，我也有了平常心：不就是荒廢了十年學業嗎?這個彩老子也認了。現在不過四十來歲，還可以努力嘛。
現在來談談那種壞事可以變好事，好事也可以變壞事的說法。它來源于偉人，在偉大的頭腦里是好的，但到了尋常人的頭腦里就不起好作用，有時弄得人好賴不知，香臭不知。對我來說，好就是好，壞就是壞，這個邏輯很夠用。人生在世，會遇到一些好事，還會遇上些壞事。好事我承受得起，壞事也承受得住。就這樣坦蕩蕩做個尋常人也不壞。
本文是對《中國青年研究》第四期上彭泗清先生文章的回應。坦白地說，我對彭先生的文章不滿，起先是因為他說了老三屆的壞話。在我看來，老三屆現象、老三屆情結，是我們這茬人沒有平常心造成的。人既然不是機器，偶爾失去平衡，應該是可以原諒的。但是仔細想來，"__"過了快二十年了，人也不能總是沒有平常心哪，老三屆文人的一些自我吹噓的言論，連我看著都肉麻。讓我們先言盡于此：對于彭先生所舉老三屆心態的種種肉麻之處，我是同意的。
然后再說說我對彭先生的不滿之處。彭先生對老三屆的看法是否定的，對此我倒不想爭辯，想爭的是他講出的那一番道理。他說老三屆有種種特殊遭遇，所以他們是些特殊的人;這種特殊的人不怎么高明--這是一種特別糟糕的論調。翻過來，說這種特殊的人特別好，也同樣的糟。這個論域貌似屬于科學，其實屬于倫理;它還是一切法西斯和偏執狂的策源地。我老師生出來時腳心朝上，但假如說的不是身體而是心智，就不能說他特殊。老三屆的遭遇是特別，但我看他們也是些尋常人。對黑人、少數民族、女人，都該做如是觀。羅素先生曾說，真正的倫理原則把人人同等看待。我以為這個原則是說，當語及他人時，首先該把他當個尋常人，然后再論他的善惡是非。這不是尊重他，而是尊重"那人"，從最深的意義上說，更是尊重自己--所有的人畢竟屬同一物種。人的成就、過失、美德和陋習，都不該用他的特殊來解釋。 You are special，這句話只適于對愛人講。假如不是這么用，也很肉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