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是，假如你時常擔心別人背后對你的談論，而要千方百計地去打聽的話，傳話的人可能會把事情夸張些或歪曲些。這樣一來，本是無意之間的閑談，就會成為相當嚴重的有意的中傷，當然就會影響到朋友之間的感情。

　　我認為在這一方面是大可不必過于認真的;假如你喜歡你的朋友，在傳話的人面前，你反而應該替他辯護一下或洗白一下才對。因為這是換得朋反對你的信心及杜絕閑話的最好辦法。

　　朋友之間的感情本不是短時間可以建立得起來的。在彼此交往期間，不計較小的恩怨，適當地消除小的誤會，原諒對方有意或意的錯誤等等，都是使友誼鞏固和增進的最好辦法，許多人一生交不到一個朋友，那就是因為他太斤斤計較了。要知道，世間有幾個人沒有缺點和沒有粗心大意的時候呢?假如別人也同樣的來計較我們的錯失的話，我們不是也會成為孤立可憐的人了嗎?

　　我一向喜歡快樂和氣的氣氛。不管是家庭里，鄰里之間、朋友之間、同學同事之間，假如大家見了面都是一團和氣，彼此心中沒有成見，沒有意氣用事的地方，嘻嘻哈哈，有說有笑，那該多好!而這種快樂氣氛的造成，就是靠著每一個人從本身做起的一種寬厚、容忍的功夫。

　　對人抱持一個“恕”字，欣賞別人的好處，記著別人的好處，忘掉別人的錯處，原諒別人的缺點，不去故意挑剔別人，這就可以獲得一種心安理得的快樂。

　　舊式大家庭里常因為人多嘴雜，彼此之間堆滿了猜嫉和嫌怨。往往養成人們尖酸刻薄，睚眥必報的習慣。

　　常見有人說話方面不饒人，你損我一句，我必定要報復你三句，認為是精神上莫大的勝利。可是事實上，我們知道，無論所爭執的事是大是小，既有爭執和意見，心里就不會舒服，無論自己是勝是敗，精神上總難免受相當的損失。為瑣屑小事爭強好勝的結果，必定會把無意變為有意，把小事擴大為大事，以后就更難和平相處了。

　　“和氣可以致祥”，如要使自己生活愉快祥和，就不要忘記“和氣”二字。

　　和氣并非軟弱，一個懂得和氣二字用處的人，和氣會成為他的無形武器;它消極的可以避免卷入無益爭論的漩渦，積極的可以克服對他有所不利的敵人，而且可以更進一步把敵人化為朋友。

　　雜文高深作品欣賞篇3：巴黎的“文化地圖”

　　19世紀，巴黎是“世界文化之都”，這種殊榮一直延續到20世紀上半葉。“巴黎”已經成為一種象征、一種符號，文化、文學、思想、藝術、時尚、奢華、高雅、骯臟、流浪、墮落、頹廢、前衛、造反、革命……種種不同元素都在此“熔于一爐”。然而，從20世紀初起，巴黎的“世界文化之都”的地位又開始一點點喪失，現在雖仍燦爛，但已無昔日幾乎是“獨此一家”的輝煌。法國歷史學家克里斯多夫·普羅夏松在《巴黎1900——歷史文化散論》(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05年9月出版)中，勾勒出了這種由高而低的“文化地圖”。

　　寬容與場域的形成

　　很久以來，巴黎以其特殊的方法，巧妙地在這片狹小的空間中長時間匯集了大量精英，因此成為歐洲甚至在某種程度也是世界的“文化之都”，形成一個得天獨厚的“文化場”，吸引法國的“外省青年”和世界各地“有志之土”為實現自己的抱負、理想來此奮斗。有的成功，有的失敗，無論個人的成功和失敗，但卻形成了巴黎“見怪不怪”，兼容并包的傳統。同樣重要的是，巴黎的管理者似乎深諳“水至清則無魚”的道理，對這種“巴漂”(恕我仿下“北漂”)越來越寬容，并不動輒清理;而且，管理者從政策、資金方面扶持自己贊同的文化，但對自己并不喜愛的某些文化現象也并不壓制。這種文化機制和傳統，造就了“文化之都”。正如克里斯多夫·普羅夏松所說：“從這個意義上說，巴黎是一個理想的觀測場所。只須幾個平方公里的空間，這個首都便可集中各種奇異現象，因為它有能力把這些東西組織起來。”

　　眾所周知，在巴黎文化中，“沙龍”扮演了重要的角色。最初，是沙龍自發地把“這些東西”組織起來。沙龍各種各樣、形形色色，有的偏重文學，有的偏重藝術，有的偏重音樂、有的偏重政治，還有的則以“綜合性”聞名。沙龍一個重要的功能是加強各種社會關系，一方面激活彼此的競爭，但又鞏固彼此的聯系，能否進入某個沙龍并被認可，甚至是能否成功的關鍵。當時有四個沙龍最為出名，以至曾有法蘭西學院每一位侯選院士都必須經過其中一家沙龍“培訓”才能入選的說法。雖然沙龍不乏虛榮，名沙龍的主人、重要成員更會有一種強烈的優越感，但各種信息、思想在這個重要平臺的傳遞、交流、碰撞，激發出了各種各樣的靈感和新思想。

　　到19世紀末，巴黎還產生了由沙龍演變而來的一種新的社交形式，“晚餐會”開始大量出現。“晚餐會”成員比沙龍更加精英，主要是成就卓然的演員、作家、政界人物，還有科技界和經濟界的頭面人物，成員非常固定，議題也更加專門，因此也更加封閉，更難進入，據說進入這樣一個圈子比進入法蘭西學院還要困難。法蘭西大劇院董事儒爾·克拉爾迪當屬文藝精英，對上流社會了如指掌，在1871年就努力進入并感到自己可能會被“晚餐會”接納，但只到1881年，經過十年后才跨入“晚餐會”門檻。比較著名的有“大仲馬的晚餐會”、“文人晚餐會”、“評論界晚餐會”、“憾事萬千晚餐會”等。其中“畢克西奧晚餐會”成員極少，屬于“精英中的精英”，主要議題是科學與藝術，不同議題由不同人主持。在德雷福斯事件中，“畢克西奧晚餐會”卻起了重要作用，因為有名位高權重的是晚餐會成員，經常透露軍界、政界有關重要消息。德雷福斯事件的許多信息自此流出、傳播，知識界不少有關判斷、觀點和決定在此做出。

　　不過，到了19世紀末，沙龍的作用開始淡化，此時的巴黎是一個“雜志的時代取代了昔日的沙龍天下”，大量創刊的各種同仁雜志雖然生生滅滅、“長壽”者不多，但正是這些越辦越多的雜志成為19世紀末巴黎的文化基礎。一些著名的畫廊、名人家庭、學校、咖啡館等因雜志而成為固定的文化場所，因為一些雜志創刊時名聲不大，要利用這些公眾場所開會，擴大影響。雜志形成的文化網絡比沙龍、晚餐會龐大復雜得多，更多的“文化人”通過雜志加入到自己的文化圈中，這又反過來加強了文化網絡。雜志比沙龍更公開，所以各種雜志的生存更需要一個寬松的文化環境，而許多雜志的存在又使文化環境一點點寬松，這種良性循環更增強了巴黎的文化吸引力和輻射力。在一定意義上說，某處雜志的多少及其生存環境的寬嚴，是此處文化是否繁榮的標志。

　　從19世紀末開始，對“文化”形成的另一個重要機制是各種報告會、各種講座，甚至達到“狂熱”的程度。報告會和講座已遠不限于教育界、學術界，學術報告會與通俗報告會的界限也不再嚴格。報告會受到大眾的熱烈歡迎，不少報告會竟在最著名的大劇院舉行，許多劇院每月固定舉行數場報告會，有些小劇場甚至靠此營利。一些著名學者也從大學的階梯教室來到劇場進行講座，某些名家的報告會要提前報名才能參加。此后，巴黎的報告會便數不勝數。雜志、報告會和講座打破了沙龍、晚餐會的封閉性，使巴黎的文化場域和文化資本更加強大。

　　哈貝馬斯在《公共領域的結構轉型》中開創性地提出了“公共領域”的概念。他認為：

　　歷史地看，公共領域經歷了三種形態，即：古代古希臘城邦公共領域、中世紀歐洲封建社會公共領域、現代資產階級公共領域。在他的理論框架中，無論是古希臘城邦公共領域還是中世紀歐洲封建社會代表型公共領域，本質上都不是作為一個質疑、討論甚至批判的空間存在，因此名不副實。

　　隨著早期資本主義商品經濟的發展，隨著市民階級的興起，開始出現越來越多的商會、俱樂部、咖啡館，人們在其中交換信息和意見，討論公共事務;印刷業的發達使報紙、雜志、書籍也越來越多，信息傳遞、意見交換更快更廣。商人、市民、作家、藝術家、哲學家、思想家、醫生、律師、記者、編輯漸漸成為熱議社會問題、公共事務的主體。在此風影響下，甚至貴族的沙龍也成為討論公共事務的場所。這就是哈氏所說的第三種形態，也是全新的公共領域，承載了質疑、批判的空間。正是在這些林林總總、形形色色的公共空間中進行的有意無意的公開自由的討論、互相辯駁中，逐步瓦解了中世紀封建貴族統治的合法性基礎。這種公共空間，是一種政治性公共空間，也是思想、文化得以枝繁葉茂的基礎。

　　正是巴黎這種自發形成的沙龍和隨現代化而生的雜志、報告會等“非正式制度”，形成了特殊的空間，造就了巴黎“文化之都”的地位。在法國，“外省”如想獲得文化成功，非得經過“巴黎”的認可;在世界各地，獲得文化成功當然不必要巴黎的認可，然而一旦獲得巴黎認可，幾乎就獲得了世界性“文化認可”的簽證。這就是文化的力量，文化之都的作用。而只有在寬松的環境中，才能形成這種文化力量;要想打造“文化之都”，最重要的其實不是資金，而是創造適宜“文化”生存的土壤。

　　“致命的孤芳自賞”

　　“巴黎，它不僅屬于法蘭西，它還屬于全世界;大家可以不去倫敦，不去維也納、柏林，不去圣彼得堡，甚至也可以不去羅馬，但是無論是誰，不管他是什么出身，也不管他是什么國籍，他卻不能不去巴黎”，“巴黎是世界的神經中樞，正如雅典原先是希臘的思想靈魂一樣”，“在巴黎，法蘭西的心臟在跳動，她的神經在激蕩，她的天才在發光。巴黎永遠是首創精神，是向前發展的尊嚴之故鄉，是才智的中心和發源地，是想像力的火山”，這是普羅夏松對當年巴黎文化人心態的概括。

　　然而，從19世紀末，巴黎作為“世界文化之都”的地位就開始受到歐洲其他城市的挑戰，漸失昔日輝煌。其中政治、經濟、社會、國際等方方面面，原因多多，但從文化方面說，一個重要原因卻是它的固步自封。用普羅夏松的話說，就是“致命的孤芳自賞”，所以他以此作為《巴黎1900——歷史文化散論》開篇第一章的標題。科學技術的進步，交通、通訊手段的飛速發展，加速了文化交流的國際化，至少在歐洲，各國文化精英間的交流越來越密切。這種交流，必然促進了其他地方文化的發展。

　　在這種文化挑戰中，德國柏林迅速崛起，力圖與巴黎一爭高下，最具象征性的，是巴黎的“瓦格納之爭”。從19世紀80年代開始，德國音樂家瓦格納的作品在巴黎突然走紅，巴黎的某些文化人和音樂家對瓦格納推崇備至，許多歌劇院紛紛上演他的歌劇，甚至還創辦了一份專門評介、推崇瓦格納的刊物《瓦格納評論》。但瓦格納是德國人，法國在十年前的普法戰爭中大敗于普魯士，因此“瓦格納熱”又引起強烈爭論、反對，甚至與“愛國”、“賣國”聯系起來。在上演瓦格納的歌劇時，曾經發生過兩三次意外事件。音樂評論家、瓦格納的愛好者路易·德·富爾科基曾經參加過1870年普法戰爭，結果他當場受到攻擊，被指控不愛國，有人提醒他作為當年的老戰士要注意自己的立場。瓦格納進入巴黎，被許多人憤怒地認為是德國人的“勝利”。

　　關于瓦格納的爭論，其實是關于德國文化對法國影響的爭論。1902年，著名的《法蘭西信使》雜志發起了一個關于德國影響的調查，共分哲學和文學、社會學和政治經濟學、自然科學、軍事技術、美術、音樂、德國對其他國家的影響等七個方面。僅就音樂方面的結果來看，被調查者共同的看法是德國音樂曾經輝煌了一個時期，并產生了很大的影響，但現在已成強弩之末，德國音樂的衰退足以使法國的音樂家自由而自信地用音樂表達自己的情感。但是，被認為“沒有文化素養的人”喜歡瓦格納的卻越來越多，有批評家這樣寫道：“瓦格納的作品是時髦的，也就是說，他現在已不受歡迎了，也不再得到人們的理解了，時髦者的贊揚是一個作品沒落的最明確的信號。”

　　德國文化對法國影響的爭論，再一步說明其實是公眾對外國文化對法國文化影響的爭論。巴黎人最引以驕傲的文學，也難逃這種爭論。與高雅的歌劇、交響樂、戲劇想比，欣賞、熱愛文學的普羅大眾要多得多，法國，尤其是巴黎，眾多小說家確有傲視群倫的資格。本雅明曾這樣概括19世紀的巴黎：“沒有任何一個城市像巴黎那樣，同書本聯系得那么緊密……這座城市沒有一座紀念性建筑與文學杰作沒有關系”，“這座城市已不可磨滅地寫進文學作品之中，因為它被一種精神所激發，這種精神同書本有血緣關系”。所以，俄國文學在19世紀下半葉異軍突起，被大量引進、翻譯成法文時，也引起了文學界、文化界關于文學、文化如何保持“民族特性”的爭論。

　　保持“民族性”的理論，可指向方方面面，一位著名的劇作家公開說，對法國演出莎士比亞的作品不感興趣;幾位享譽歐洲的其他國家演員來巴黎演出，巴黎演藝界一直保持高高在上的審查者的姿態。一位評論家如此寫道：“巴黎是一個各種比賽的聚集地，也就是說，所有各種天才的產品，都要到這里來展現，并在這里爭取得到認可。”巴黎人相信：“巴黎的觀眾永遠都是最偉大的裁判員。”

　　但普羅夏松的研究表明，正在此時“我們發現居高臨下的巴黎意識和它的自信心正在某些方面搖擺不定”。不僅戲劇演出方面如此，其他方面也是如此。

　　文化是一種軟實力，只有繁榮的文化才具有影響力。文化繁榮當然不能沒有一定的經濟、金錢基礎，但是僅有經濟發展、資金支持遠遠不夠。文化更需要寬容的氛圍——對本土文化內生創造、創新的寬容，對外來文化的寬容。在嚴格的管制、管理下，視本土文化的創造、創新為異端，視外來文化為對本土文化的污染和破壞，投入的金錢再多，文化也不可能繁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