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蜀道難》是李白的不朽杰作,甫一問世,就驚世駭俗,廣為傳頌,下面是小編為大家帶來的李白蜀道難分析，相信對你會有幫助的。

　　分析李白蜀道難：“奮其智能，愿為輔弼”的遠大理想

　　作為詩人的李白，是非凡的。他以英姿卓偉而從少年時代起，就強烈地向往政治。如日中天的盛唐孕育了他的遠大理想。他在許多篇章中反復吟詠的大鵬，就是他遠大理想的化身。大鵬精神就是李白精神。

　　前面已經說過，《蜀道難》是李白一入長安后的作品。他“仗劍去國，辭親遠游”，實指望在長安一展羽翼，實現夙愿的;沒想到遭遇種種磨難。天寶元年，唐玄宗征召他入京時，那種得意就不同了：“游說萬乘苦不早，揚鞭跨馬涉遠道……仰天大笑出門去，我輩豈是蓬蒿人。”(《南陵別兒童入京》)那么，《蜀道難》的什么地方暗含了作者的政治理想呢?

　　我們知道，浪漫主義作家是以內心的感受來反映現實生活的。不管實際的蜀道如何，事實上，詩人是以象征的手法，把“蜀道”作為“仕途”的形象再現的。盡管“蜀道之難難于上青天”，在他的內心深處，依然是想登上青天的。這個青天當然是政治權力的最高峰。因為他的理想是“申管晏之談，謀帝王之術。奮其智能，愿為輔弼”(《代壽山答孟少府移文書》)。但是，他看到了“劍閣崢嶸而崔嵬”。如果“所守或非親”，那么，必將“化為狼與豺”。這即涉及到最高統治者的選賢任能問題。盡管“朝避猛虎，夕避長蛇”，但當他不得不離開時，依然“側身西望”著。他曾問過自己：“其險也若此，嗟爾遠道之人胡為乎來哉!”他后悔過嗎?沒有。即使第二次被征召入長安，玄宗以其“非廊廟器”，賜金放還之后，他在《梁園吟》中依然說：“歌且謠，意方遠。東山高臥時起來，欲濟蒼生應未晚。”看來，崇高的理想從來沒有離開過他的心靈，他每時每刻都想著“東山再起”。

　　分析李白蜀道難：對黑暗政治的猛烈抨擊

　　一個偉大的詩人不可能不干預社會、干預政治。他是那個時代的一面鏡子，當然反映了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李白生活在唐帝國盛極而衰的時代，是光明繁盛的社會景象誕生和鼓舞了他的理想。少年時代，就曾在《別匡山》中寫道：“莫怪無心戀清境，已將書劍許明時。”他要把自己的才能獻給大唐王朝，甚至夢想輔佐皇帝濟蒼生，安社稷，建立不朽的功勛。李白為這一理想奮斗了一生，雖然歷盡坎坷，然癡心不改。正是在對偉大理想的追求中，李白寫下了許多豪情逸興和悲歌慷慨的詩篇，在文學上成就了他的偉大事業。

　　第一次來到長安，雖然還不是統治階級的一員(即使天寶元年征召后，他也充其量只是一個幫閑文人)，但是，敏銳的詩人看到了社會的陰影。在繁盛的外表下，一股巨大的暗流洶涌著。你看那“劍閣”顯露著猙獰的面目;在重要的“關口”，把持著“非親”。他們一旦生出外心，就會像豺狼虎豹一樣，“磨牙吮血，殺人如麻。”這并不是聳人聽聞。我們再來看《古風》(其二十四)：“大車揚灰塵，亭午暗阡陌。中貴多黃金，連云開甲宅。路逢斗雞者，冠蓋何輝赫!鼻息于虹霓，行人皆怵惕。”宦官和斗雞小兒的氣焰如此器張，這個社會還正常嗎?在《古風》(其十五)中，詩人在回顧了燕昭王的禮賢下士之后，指斥當今“珠玉買歌笑，糟糠養賢才”;《鳴皋歌送岑征君》這首詩進一步抨擊了社會的是非顛倒：“雞聚族以爭食，鳳孤飛而無鄰。蝘蜓嘲龍，魚目混珍。嫫母衣錦，西施負薪。”這種種丑惡現象，正是黑暗政治的產物。在《答王十二寒夜獨酌有懷》中，詩人對李邕、裴敦復的被殺，感到憤激;對屠城邀功的哥舒翰投以嘲諷;對自己的遭讒被逐表示悲憤。這種對于黑暗政治的抨擊是與詩人對于光明美好社會的追求緊緊相連的。事實上，繁盛興旺的唐王朝，這朵艷麗之花只開過二十幾個春秋之后，就為深刻的社會矛盾所摧折。詩人的思想，是有著它的現實基礎的。并且，他像一個天才的預言家，預示了社會風暴的來臨。我們說，李白的詩歌是浪漫的，同時，我們又說，李白的思想是現實的。浪漫和現實的矛盾在李白的身上獲得了奇妙的統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