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臧僖伯諫觀魚》

出處：《左傳》隱公五年

春，公將如棠觀魚者。(1)

臧(zāng)僖(xī)伯(2)諫曰：“凡物不足以講大事(3)，其材(4)不足以備器用，則君不舉(5)焉。君，將納民于軌、物者也(6)。故講事以度(7)(duó)軌量謂之軌。取材以章物采謂之物。不軌不物，謂之亂政。亂政亟(qì)(8)行，所以敗也。故春蒐(9)(sōu)、夏苗、秋狝(xiǎn)、冬狩shòu)，皆于農隙以講事也。三年而治兵(10)，入而振旅(11)。歸而飲至(12)，以數(shǔ)軍實。昭文章(13)，明貴賤，辨等列，順少長，習威儀也。鳥獸之肉不登(14)于俎(zǔ)，皮革、齒牙、骨角、毛羽不登于器，則君不射，古之制也。若夫山林、川澤之實，器用之資，皂隸(15)之事，官司之守，非君所及也。”

公曰：“吾將略地(16)焉。”遂往，陳魚而觀之。 僖伯稱疾不從。

書曰“公矢魚于棠。”(17)非禮也，且言遠地也。

【注釋】

1.春：指魯隱公五年(前718)春季。公：指魯隱公，前722年至前712年在位。如：往。棠：也寫作唐，邑名，在今山東魚臺縣東北。魚：通“漁”，動詞，捕魚。

2.臧僖伯：魯孝公之子、魯惠公之兄、魯隱公之伯父，名彄(kōu)，字子臧，封于臧(今郯城縣)，伯為排行，僖是謚號。 丗本：孝公生僖伯彄，彄生哀伯達(臧哀伯或臧孫達)，達生伯氏缾，缾生文仲辰(臧文仲)，辰是臧僖伯曾孫。

3.物：物品，這里指下文所說的鳥獸一類的東西。講：講習。大事：指祭祀和軍事活動。

4.材：材料，原料。

5.舉：指行動。

6.納民：使人民...... 軌物：法度禮制。

7.度(duó)：動詞，衡量。

8.亟(qì)：屢次。

9.蒐(sōu)：同搜，“蒐”和下文的“苗”、“狝”(xiǎn)、“狩”，分別為春夏秋冬四季狩獵的稱謂。搜，搜索，獵取沒有懷胎的禽獸;苗，獵取殘害莊稼的禽獸;狝，秋獵，可殺傷禽獸;狩，圍獵，不加區分，都可獵取。

10.治兵：外出整治訓練軍隊。

11.振旅：整頓部隊。

12.飲至：諸侯朝拜、會盟、征伐完畢，在宗廟飲酒慶賀的一種儀式。

13.昭：表明。文章：服飾、旌旗等的顏色花紋。

14.登：裝入，陳列。俎：祭祀用的禮器。

15.皂隸;古代對賤役的稱呼，這里泛指地位低下的人。

16.略地：巡視邊境。

17.矢：通“施”，實施，陳設。全句為《春秋·隱公元年》首句。

【白話翻譯】

隱公五年春季，魯隱公打算到棠邑去觀賞捕魚。

臧僖伯進諫說：“凡是一種東西，不能夠用來演習大事，它的材料不能夠用來做器用，那么，國君就不要去理會它。國君的職責，就是使人民的.行為符合法度與禮制的規定。所以，用講習大事的行動來檢驗法度的差等，就稱為法度;用材料來表明器物的文采，就稱為禮制。既不合乎法度，又不合乎禮制，這就稱為亂政。亂政屢次出現，就是導致衰敗的原因。因此，春獵稱蒐，夏獵稱苗，秋獵稱狝，冬獵稱狩，都是為了在農閑的時間用這些方式來講習大事的。每隔三年，還要出兵演習，(并借此來檢驗成果)演習完畢，再整治隊伍回來，到廟堂里飲酒慶賀，祭祀祖宗，清點軍用器物。彰顯器物車服旌旗的文采，分清貴賤的區別，辨別等第倫次，安排少年和老人的順序，這都是為了熟悉這種表示1威儀的禮制的。如果鳥獸之肉不是用于祭祀，皮革齒牙、骨角毛羽不是用于軍用器物，國君就不用親自去獵取，這是自古以來的制度。至于山林河湖的物產，把它們取來做日用品。但那是賤役的小事，有關官吏的職責，不是國君要親自過問的。

魯隱公說：“我要去巡視邊境。”于是前往棠邑，在那里陳設捕魚的器具，加以觀賞。

臧僖伯托病，沒有隨從前往。

史官記載說：“魯隱公在棠邑陳設捕魚器具。”意思是說，魯隱公這一行動不合禮法，并且譏諷他跑到遠離國都的棠邑去。

【講解】

讀罷此文，讀者也許會提出這樣的問題：魯隱公作為一國之君，到棠地看看漁民怎樣捕魚，有什么了不得，也值得這位臧大夫大驚小怪，還要苦口婆心、掰開揉碎地講那么多大道理?難道國君連這點自由也沒有嗎?馬克思主義認為：分析、考察和認識任何一種歷史現象，都必須把該歷史現象放回到產生它的歷史環境中去。臧僖伯之所以諫阻隱公到棠地觀魚，是因為隱公這一活動，不符合那個時代一個國君應該遵循并身體力行的行為規范。不符合，就會“亂政”;而屢屢“亂政”，就會導致國家的敗亡。況且，隱公遠離國都，到棠地觀魚，并非為了體察民情，更不是與民同樂，而僅僅是他本人的一種游樂活動。也正因為如此，他才不敢對臧僖伯的諫言說一個“不”字，最后不得不以“吾將略地焉”為借口,堅持到那里尋樂去。

這篇諫辭的最大特點，是緊緊圍繞著一個“禮”字展開勸諫，從觀點到為闡明觀點所舉述的諸多理由及作為論據的事物和行為，都沒有稍稍離開這個“禮”字。也就是說，沒有稍稍離開制約當時國君行為的規范和準則。另一個也很明顯的特點是,勸諫的緣起雖然是“公將如棠觀魚”，勸諫的直接目的也是阻止隱公“如棠觀魚”，但諫辭中對此事卻不著一語。這不單單是婉言法，更重要的是，這種表達法反映出進諫者進諫的著眼點，并不在于隱公“如棠觀魚”這一具體行為，而是當時的整個禮制。如果隱公聽了臧僖伯這番諫辭明白了“禮”對他的制約性，“如棠觀魚”這種“非禮”的事自然也就不會發生了。

評析

《臧哀伯諫納郜鼎》的中心內容是臧哀伯批評魯桓公“取郜大鼎于宋”并“納于大廟”這件事的“非禮”。那么，到底什么是禮呢?禮的`范疇極其廣泛，內容極其復雜，但一言以蔽之，就是本書《鄭莊公戒飭守臣》一文的評論文字所說：“禮，經國家，定社稷，序人民，利后嗣者也。”如果用今天更切合禮的歷史本質的話說，它是奴隸制社會和封建制社會貴族等級制度下的社會規范、道德規范和行為規范，它規范并制約著上自天子下至百姓所有社會成員的思想和言行。所以，刪改《春秋》的孔夫子才說：“不學禮，無以立”(《論語·季氏》);君子“約之以禮”《論語·雍也》);“道之以德，齊之以禮”(《論語·為政》);“為國以禮”(《論語·先進》);“克己復禮為仁”(《論語·顏淵》);“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論語·顏淵》)……聯系古今關于禮的界說和孔夫子這些關于禮的言論，就不難理解作為魯大夫的臧哀伯為什么非要冒著觸怒魯桓公的風險，向他“發表”這篇諫辭了;也就不難理解《臧哀伯諫納郜鼎》一開始就說，魯桓公“取郜大鼎于宋，納于大廟，非禮也”了。

臧哀伯這篇諫辭，并不先說魯桓公“取郜大鼎于宋，納于大廟”這件事如何不對，而是以高屋建瓴之勢，首先提出“君人者”最根本的社會職責是“昭德塞違，以臨照百官”;接著就從禮制這個大視角，連用七個排比句，從七個方面，即“昭其儉”、“昭其度”、“昭其數”、“昭其文”、“昭其物”、“昭其聲”、“昭其明”，來闡明君主如何體現和落實這一根本社會責任;然后，話鋒一轉，才落到桓公“納郜鼎”這件“滅德立違”的事情上來。并在指出這一事件必將導致的惡劣后果以后，還用周武王克商后“遷九鼎于雒邑”招來“義士”非議的歷史教訓，警醒魯桓公必須清醒地認識這種“滅德立違”的錯誤舉措的危害性。這篇諫辭如此行文，不僅條理清楚，層次分明，結構謹嚴，具有強烈的邏輯能力，而且氣勢顯得特別恢弘，具有極強的藝術感染力。至于諫辭中用了近乎后世才產生的賦的手法，鋪敘大量我們今天頗感陌生的具體事物，那也是行文的需要，因為這些事物都和當時的典章制度有密切關系。

還需要特別指出的是，任何一種文化在它的發展過程中，都會形成許多或厚或薄的積淀層，而每個積淀層都會或深或淺地打上它的時代烙印。因此，在閱讀和欣賞此文的時候，也必須站在歷史唯物主義的立場去審視，用辯證唯物主義的認識論去分析，去感悟，拋棄其“封建性糟粕”，吸取其“民主性精華”。可以肯定地說，“君人者，將昭德塞違，以臨照百官”，“國家之敗，由官邪也;官之失德，寵賂章也”云云，直到今天，其“合理內核”還有很好的垂誡作用和警示作用。